例如，生物质发电每千瓦造价远高于常规火电，新建项目建设成本达8000～10000元/千瓦左右(小火电项目改造为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造价可降低至5000元/千瓦以下)，一些项目更是采用造价高昂的国外技术，初始投资成本及后续财务费用很高，对补贴性电价政策依赖程度极高。可行性研究本应结合当前上网电价及补贴水平的实际情况，指导设备选型，约束、控制投资成本。但是，众多可行性研究报告对初始投资成本和电价问题却避而不谈。
又如，业界普遍关注的秸秆燃料价格问题，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甚至没有对秸秆价格的专题分析;有的虽然做了分析，但却是基于当前价格所做的静态分析，没有动态考虑可变因素对秸秆价格的影响，更谈不上基于秸秆价格变动对项目利润做动态关联性分析，也没有预测相应的盈亏平衡点。实际运行后，一方面燃料可收购半径内的秸秆由普通农林废弃物一变成为发电燃料，获得价值重估和市场重新定价;另一方面，秸秆打捆、运输等间接成本随油价、人工等大幅攀升，秸秆到厂价格远超可行性研究的静态预期值。
此外，生物质能发电企业的效益与当地农林废弃物的具体情况关系密切，需要更多地考虑细节问题，如北方作物一年一熟和南方作物一年两熟的差别，收购时间不同，燃料热值、燃料品质的差异，对秸秆供应和项目效益的影响不小，却很少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体现。
没有了务实的、面对盈利难点的经济性分析，可行性研究报告就变成了美化和包装项目、为顺利通过审批核准服务的“可批性报告”。
企业缺乏自我约束
由此看来，在为数不少的项目中，企业本应格外关心的盈利问题并未在早期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充分的、应有的体现，对于这些项目而言，可行性研究没有起到指导投资决策的基础性作用。可研深度不够，除极个别项目属设计单位业务能力和专业精神不够，多数原因还在企业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