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在建的两个项目(三门、海阳)外，三门二期、海阳二期、广东陆丰、辽宁徐大堡、以及湖南桃花江等内陆
核电项目均拟选用AP1000技术， AP1000技术有望成为中国未来核电发展的主力堆型。”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在近日召开的“核电厂更高的安全规范要求及解决方案”国际研讨会上表示。
不过，他同时表示，AP1000新项目的建设取决于三门、海阳两个依托项目进展情况，也取决于其国产化程度及经济性。而未来一定时期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技术也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今年上半年，福建宁德1号机组、辽宁红沿河1号机组相继投入商业运行，我国在役核电机组达到17台，总装机1470万千瓦。
下半年，阳江5号、田湾4号陆续开工，我国在建机组数30台，总装机容量达到 3300 万千瓦。
根据《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要求，2020年我国运行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2013—2020年期间，平均每年新建核电机组500万——600万千瓦。
2020年以后的核电发展规模到底是多少?目前还没有形成正式的规划文件。
据了解，2011年2月出版的中国工程院《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过“2030年核电装机2亿千瓦”、“2050年核电装机4亿千瓦”的目标。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以后，中国工程院正在组织对核能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的再研究，预期核电发展目标可能会适当调整。
在徐玉明看来，目前最关键的是如何解决核电面临的挑战。在核电技术路线、天然铀供应及铀资源保障、关键设备制造及国产化、以及核电产业的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还有许多重点课题需要解决。
根据徐玉明的分析，核电装机1亿千瓦左右，每年需要天然铀量18000多吨，供应是有保障的。如果核电规模超过2亿千瓦，铀资源保障就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必须考虑非常规铀资源利用。
“非常规铀资源开发、钍资源利用、快堆增殖目前处于技术可行性研究阶段。从技术可行性到工程实施、再到商业利用，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必须及早安排，统筹考虑，努力降低和消除风险。”徐玉明说。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相关企业的设计、关键设备制造、建造安装、现场管理能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目前国内主要装备制造企业的加工设备及运输能力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每年可以提供10套以上核电关键设备。
但问题是，企业高端能力不足、低端能力富余，制造厂一方面“能力放空”，另一方面又存在“设备交付延期”、“工程拖期”等现象。而且在一些关键技术的掌握上，与国外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与职责不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与同质化竞争，影响了我国核电产业国际竞争力。
“加强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用改革创新的红利促进我国核电与核燃料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 徐玉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