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与江西彭泽县境内太泊湖之间，有一片2800余亩的土地，因核之名而备受瞩目。5月12日上午，《能源评论》记者来到这里——彭泽核电项目厂址。

这是片对于我国内陆核电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土地：

空旷的田野里，雨后的阳光分外耀眼，不知名的江鸟盘旋在空中，时而起落，时而鸣叫，清脆的声音回荡在山水间。路边，“1号核岛中心”的标牌孤零零地矗立在荒芜的杂草间;远处，大件码头千吨级的吊塔静静地站立江边。东面的娘娘庙山见证了这片土地30余年间经历了几轮的喧嚣、冷清，也会诧异于人们因何熙来攘往。即使是奔流数千年的长江，或许也无法明白个中缘由。

这，就是当下内陆核电项目面临的尴尬——刚刚拿到船票，却不知道何时才能起航……

“乍暖还寒”的煎熬

“内陆核电的现状，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乍暖还寒”，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郝宏生告诉记者。

2014年以来，面对沿海核电的重启等利好因素刺激下，企业与内陆省份对核电项目的期盼之“火”，也被再次点燃。而陷入停滞状态达3年之久的内陆核电站的心情，用一句歌词形容就是“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

以江西彭泽、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3家首批获得前期路条的项目为例，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三个项目累计投资已超过100亿元，每个项目每年的财务成本都在1个亿左右。有人曾形容这种开支是“一天一辆法拉利”，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确实折射出了项目方的窘境。

面对巨大的财务压力，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的战略方向，在蓄势待发的大原则下，经历了从控制节奏，到控制投资的演进过程。郝宏生表示，希望国家能够体察内陆核电项目当前的困难，在融资政策上给予扶助，为我国核电事业的平稳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实际上，我国内陆核电前期工作起步并不晚。以江西彭泽项目为例，其几乎与秦山核电同期选址。1983年，彭泽项目从17个普选厂址中脱颖而出，成为首个通过国家“初可研”审查的内陆核电项目。后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两轮高潮，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戛然而止。到2011年年初，项目获得了35份核准支持性文件中的29份，厂区“四通一平”工作已全面完成，一号核岛具备了负挖的条件，项目开工只等“路条”。

“再不开工，都可以种庄稼咯”，同行的马当镇镇长胡斌的一句笑谈，表明了心中的无奈。曾担任彭泽县核电办主任的他，自2005年就开始参与项目准备，2011年项目停滞后，被派往马当镇负责协调一线项目方与当地居民的工作。

近年来关于启动内陆核电的呼吁始终都未停歇，尤其是江西、湖南、湖北等核电项目进展较快的中部省份呼声最大。在这两年的全国两会上，这三个省份都提交了重启内陆核电项目的相关建议和提案。

虽然在今年4月中旬新一届国家能源委的首次会议上，仍然没有对内陆核电给予明确支持，但各地为“十三五”的准备工作仍然没有放松。

今年3月，江西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特别强调要“密切关注国家内陆核电政策，跟进、推动彭泽核电项目”。5月5日，在江西省发改委举行的《江西省电力中长期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更是提出“力争2020年投产一台核电机组”的目标。

据彭泽核电项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无论从地质、地形、交通和水资源等各方面比较，彭泽核电项目在内陆核电厂址上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也增加了江西的信心，5月13日，江西省能源局电力处(核电办)处长刘志坚对《能源评论》表示：“江西一直在积极争取核电项目，希望能够第一批上马。”

从勃兴到停滞

江西彭泽县马当镇，地名缘于其地形如奔腾的骏马横枕江中。令当地人引以为豪的，除了古代的李白、陆龟蒙、王勃等大文豪的诗句，近代孙中山在炮台山写下的“中流砥柱”四个大字外，现在就属彭泽核电工程了。当地甚至流传着“铜安庆，铁九江，不如马当小地方”的说法。

核电项目的勃兴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至今仍让当地人念念不忘;而项目的停滞，无疑也让当地居民产生了很大的反差。

中午时分，在马当镇街道上，除了零星的店铺在营业，临街的宾馆、酒楼门面大都关着。

据胡斌介绍，在2011年3月日本福岛事故之前，镇上的红火劲真是令人艳羡。项目前期工程进行时，镇上的住宿、餐饮等第三产业确实受益，甚至有家银行没有在县城开设分行，直接把办事处开到了镇上。“当时，镇上都有人要投资建设星级酒店，项目停滞后，投资千万元的酒店也搁置了。”胡斌遗憾地说。

因核电项目移民到马当镇东郊的吴老汉告诉记者，2011年以前，附近村民有好多去工程现场打工，也有不少人出租房屋给施工人员。吴老汉笑呵呵的言语间，仍透露着对2011年以前那段日子的回味。

除了经济效益，当地居民对核电项目的环境影响也很乐观。船形村村委会主任胡满平告诉记者：“村里有人到大亚湾核电站去参观，还拍了不少厂区和附近居民区的照片，刻成光盘后寄回来，大家看了之后，对核电更加有了信心。”

胡满平和吴老汉所在的船形村，正是原来彭泽核电厂址区域的村子。2009年，他们和周边的482户村民一起，搬进了坐落在马当镇上的由核电公司出资兴建的核电还建小区，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都大大的改善了。凭借清一色徽派建筑，船形村还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名单。

对于核电安全问题，村民们也有自己的立场。吴老汉的态度很有代表性，“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是不是安全网上一查，全都清楚喽，别人忽悠也没有用。”

在长江边，近处的青草，无需修剪，冬去春来，会重新生长。远处的小树，正在茁壮成长，仿佛预示着这片土地的未来。

期待理性对话

2012年，与马当镇隔江相望的安徽望江方的集中发力，让彭泽核电项目关注度陡然提升，时至今日，仍未见到双方建立“对话”机制的强烈信号。

对内陆核电而言，项目的停滞原因复杂，直接导火索是2011年日本福岛事故，宏观上来自于国家层面的安全考虑，现实中的障碍大多来缘于对安全的关注以及利益的博弈，彭泽核电项目的特殊性则在于其跨域两个行政区划，需要省间甚至更高层面协调，因此，其经验对我国内陆乃至整个核电产业而言，将拥有标志性意义。

回溯2012年，望江县政府发文以及“核电四老”发力的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对项目安全性的担忧，二是影响区域经济的考量。5月12日，记者在电话采访望江县发改委副主任孙林时，他表示，“我们的观点没有变化，仍然希望彭泽能够考虑到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再次验证了这一判断。

解决问题的出路，应更多依赖多方对话和跨区域协调，画地为牢、本位主义的思维方式都不可取。

以内陆核电的安全性为例。对此，业界已有定论，关键是如何与利益相关方实现对话和良性互动。“要告诉公众，核电是安全的，不能一提核能，就想起原子弹。实际上，从医疗、工业领域，到食品卫生等行业，人类的生活已经和核能密不可分。”加拿大安大略省研究与创新厅厅长雷扎˙莫伟力告诉《能源评论》。

“如果打个比方的话，核电是浓度很低的啤酒，原子弹是浓度很高的酒精，酒精能够点着，啤酒却点不着，核电不会像原子弹那样爆炸，道理是一样的。”郝宏生如此形容核电安全的对比。他认为，内陆核电是我国特有的概念，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密西西比河建有32台机组，占美国内陆核电的50%。法国19个核电厂(共58台机组)中，有14个核电厂共40台核电机组位于内陆地区，8条内河两畔都建有核电站。“我们在和阿根廷、法国等国际同行交流时，他们都说没有内陆核电的概念”，他告诉记者，“要消除的疑虑和恐惧，需要切实做好公众的核电科普宣传工作，更需要加强换位思考，以真诚解开公众的‘心结’。”

2013年5月，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了由50余名专家共同参与的内陆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估课题研究成果：我国拟建内陆核电项目安全标准高，不会影响环境与公众健康。

“正好利用这一段时间的缓冲期，将相关工作做扎实、做充分”，郝宏生如此积极地评价项目停滞的影响。

据了解，自2011年以来，彭泽方面和业主单位已经先后邀请了7位能源和核电方面的院士、专家，为彭泽及周边地区的利益相关各方和公众代表讲解能源、环境和核电安全等方面的知识。“除了传统的宣传手段，我们已经开始考虑联系地方教育局和学校，争取将核电知识纳入选修课。并通过旅游项目，利用导游人员为公众普及核电知识。”郝宏生说。

实际上，通过沟通对话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的思路也得到了各方认可。

在胡斌看来，彭泽望江两地祖辈相交甚好，核电项目也应该通过协商让两地百姓受益。“彭泽马当镇与望江华阳镇沿江两岸的村民世代往来，民间关系都非常好，两村很多村民是亲戚关系。没有必要因为核电项目闹得很僵。”他认为，出路在于跨省域的沟通协调，“一个大项目应该大家都来受益，应该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受益的原则。比如望江的老百姓也来参与建设。”

近年来，江西省联合安徽省开展了彭泽核电厂跨省核应急研究。目前的情况是，包括安徽在内的相关各方已经意识到，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争议事件如果再次发酵，最终将形成“多输”的局面——据本刊了解，江西安徽两省领导曾就内陆核电事项进行过沟通，彭泽县与望江县之间也有定期沟通的机制，但如何破解当下僵局，似乎还缺乏速效“良方”。

无论如何，协商和坦诚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已成共识，在郝宏生看来，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谈，“理性环境下，一切都可以解决。只有把问题谈清楚了，才能进一步做好下面的工作。”

如何让“邻避”成“邻必”

从茂名PX项目到杭州垃圾电站，再到台湾反核四，一次次表明邻避(Not-In-My-Back-Yard)效应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从全球来看，如何解开邻避效应死结，也成为世界性难题。

在民意已能左右公共决策的时代，核电站建设也概莫能外。

地方政府出于自身能源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诉求，必然对核电项目大力支持，但在保证项目安全性的前提下，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区域和当地民众的沟通，是当下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本质上看，“邻避运动”是一种利益博弈，通过各方的妥协与让步达到利益最大化，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一般而言，公众理性的担忧来自3个层面：一是个人健康，二是周边环境，三是资产价值。面对这样综合的诉求，同样需要系统的解决方案。面对公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理，需要立体式的“组合拳”：于企业而言，需要将项目信息透明公开，让公众相信可以控制风险、保证安全;于居民而言，要充分保证其“当家作主”的权利，不能霸王硬上弓。于政府而言，应通过立法明确项目操作规程，并建立相应利益协调补偿机制，完善应急赔偿措施。如此，才能让民众相信，项目的发展不会造成“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的后果。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肖新建看来，“核电社区”的居民应当享有对项目发展的表决权，因为其是项目的直接利益相关方。为此，国家应出台相应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制度等措施，以利于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就是在法律层面明确，以距核电站5公里或10公里半径所在范围内的居民作为“核电社区”，该区域内居民为确定型利益相关各者，并以绝大多数“核电社区”居民态度作为项目上或下的民意基础，以杜绝“周边居民同意，稍远居民反对”，从而导致项目停滞的现象。郝宏生更是希望能够出台可操作的标准，比如，绝大多数到底是90%，还是60%，在项目跨行政区划的时候，如何界定不同行政区划的居民比例等。

对于跨区域和部门的协调机制建设，肖新建的建议是，由国家能源局牵头，协调江西、安徽两省及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形成公开、理性的定期交流平台。

同时，由于核电厂选址是稀缺资源，也应从立法层面对核电厂址加强保护。如果缺乏硬约束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在面临其他“诱惑”的时候，就很难保证不将核电项目淘汰出局。

此外，相关应急和损害赔偿机制也是让公众放心的“定心丸”。我国目前的损害赔偿机制无论是赔偿标准、金额总量，还是国际合作方面，都亟待加强。

如果能够让“核电社区”的公众明白了项目的安全可控，同时又有相关机制保证能够给与其足够的补偿，支撑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从“邻避”到争抢项目的“邻必”就不是梦想了。唯其如此，内陆核电这艘“巨轮”，方能在积蓄了数年的能量后，再度扬帆起航，迎来属于自己、也创造属于行业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