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关于内陆核电之争从来没有回旋的余地。熟悉核电的人们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支持截然相反的两个观点：存在或废弃。 （CFP/图）
尽管内陆核电重启的前景还未明朗，但争议又再度炽热。这一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的反对声尤为突出。
2014年4月14日，她在《中国能源报》刊文，认为无论从安全性、清洁性还是经济性上来说，核电都不应该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战略选择，更不应该冒巨大风险发展根本不适于中国国情的内陆核电。
十几天后，还是《中国能源报》刊发匿名文章予以反驳，认为中国有必要适时启动内陆核电，文章以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核电站布局的经验为例，称内陆核电总体的安全要求和滨海并无差别；正常运行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小并且不影响流域的其它功能需求。
王亦楠自此成为“挺核”派们的批驳对象。一个多月过去，她没有任何回应，直到5月25日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本报刊发对话内容，提供一方见解，并欢迎各方争鸣。
不反对核能发展，反对核电大跃进
南方周末：您为什么选择此时发声，坚持反对核电呢？
王亦楠：我并不反对核能要发展，也不是“反核人士”，但是我反对“中国核电大跃进”——不控制总量规模和建设速度，因为我国现有的技术水平、人才培养、安全监管体系等都难以支撑核电“大干快上”。但现在力主核电大发展的舆论一边倒，这种急躁的心态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我们需要理性地、实事求是地探讨和面对问题，而不是淡化和回避矛盾，不能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南方周末：《内陆核电不适合中国国情》引起很大争议，预料到了吗？
王亦楠：2012年7月，当年是否启动内陆核电也争论得很激烈，我们给温总理呈送了一份政策建议，即《我国启动内陆核电还须十分审慎》，当时我们不主张启动内陆核电。三个月后也即10月24日，温总理批准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明确指出“十二五”时期只在沿海安排少数经过充分论证的核电项目厂址，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应该说，我们的建议和国务院的最后决策是基本一致的。
南方周末：这一次发声，哪些人在反对你？哪些人在支持你？
王亦楠：站在企业角度，我很能理解，例如桃花江核电站一搁三年，几十亿投资下去，如果打了水漂，企业损失很大。但是，不能为了企业挣钱，而置国家安全、百姓安全于不顾。核电发展必须要“对国土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我一直在就核反应堆设计、核废料处理、核电站退役、核辐射防护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直接找国内这方面最权威的院士和身处第一线的专家们请教，我欣慰地发现，一些资深院士并未因置身核电利益之中而“只唱赞歌不说麻烦”、“只报喜不报忧”，他们依然保持着实事求是品格，他们都对当前我国核电建设的急躁情绪以及部分学者、院士频频见诸媒体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南方周末：您是否看过那些反驳您观点的文章？您对他们的反驳有什么看法？
王亦楠：质疑和讨论很正常。我看过一篇与我商榷的文章，作者承认核电是“恶魔”，只是他认为这个恶魔是“必要的”，而我认为“完全不必要”。我发现，“挺核”派们是自动做了三个前提和假设之后，或者说“选择性忽视一些重要事实”之后大谈中国发展核电的道理：
第一个前提和假设是：世界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即核电大发展的时代，并且发达国家几十年实践之后对核电的认识和决策至今没怎么变化。比如，典型说法是“发达国家建设了很多内陆核电站”、“世界核电比重如何”、“美国密西西比河沿岸如何”等。完全忽视发达国家对核电看衰、要逐步减少核电比重，甚至弃核的最新动向以及国际社会抵制核污染的高涨呼声。比如，美国1979年三里岛事故后至今未建一座核电站，虽然这35年来美国几度陷入经济和就业低迷，但从未把核电作为刺激经济增长和拉动就业的手段。德国在日本福岛事故后坚决“弃核”并着手进行能源大转型，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台后明确表示不希望法国继续保持对核电的依赖，承诺在2025年之前将核电比重从75％降到50%等等。此外，发达国家已经通过实践认识到“内陆核电因为水资源短缺前景黯淡”。
第二个前提和假设是：风能、太阳能等还停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水平，因此中国除了核电就没有其他办法解决减排和雾霾问题。要知道，发达国家是在清洁廉价的水能资源基本“吃干榨尽”（法国水能开发程度92%，日本和英国90%，美国82%），而风能太阳能还未成熟的情况下，才选择了核能。然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早已今非昔比，技术进步使其成本已低于核电（算上核废料处理和退役成本），而且还有成本进一步下降空间。德国正在着手“以风能太阳能决定一切”为基本理念的能源大转型，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亦然，虽然具体情况不一，但无一例外地有个共同点——保障能源安全都是尽可能地转向技术难度更小、环境代价更小、建设周期更短、成本也并不比核电高的能源品种。
第三个前提和假设是：核能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或者缺点很小而且可控。“挺核”派只看到核能低碳、高能量密度的优点，并直接把“低碳”和“绿色”画上等号，而完全忽视核事故的极端严重后果、核事故处理的极端复杂性、核废料处理和核电站退役的难度及高昂成本等重大缺陷。如果说重大核事故只是小概率的极端恐慌事件，那么核废料污染则是难以卸掉的危险重负。迄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绝对安全、永久处理高放射性核废料的方法。用更棘手的核废料污染来解决雾霾和减排压力，无异于“饮鸩止渴”。
所以，在讨论核电是否必要时，一是出发点不能局限于核电企业利益，而应该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二是应充分关注时代的变化和动向，切忌把人家已经得到教训、证明是弯路的路再重走一遍。
内陆核电的风险
南方周末：您为什么那么反对内陆核电？
王亦楠：因为我们人口稠密的内陆无法承受核事故的巨大风险，而现阶段核电技术做不到100%不出事故，而且一旦出了重大核事故，最先进的核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连阻止核污染扩散都是那么艰难，更别提彻底消除核污染了！
切尔诺贝利事故已过去28年，至今还是方圆30公里、总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当年的石棺已无法阻止核污水流入湖泊，今天的乌克兰不得不斥巨资建造一个更大的拱顶来包裹石棺。要想让这座放射性灾难遗址真正安全，工程人员预计至少需要100年。
而日本福岛核事故已过去整整3年了，至今无法止住核污水以每天400吨速度激增的态势（厂区核污水已高达52万吨），在日本东电公布的事故处理时间表上，真正搞清反应堆内部情况至少要到2020年以后，“取出燃料碎屑”这一处理核事故的核心工作至少要到2045年才可能完成，电站退役则至少要等到2050年以后！为何如此糟糕？不是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不作为、低效率，而是现阶段全世界在应对核事故后的污染控制上，还有太多的科技空白和无奈！
所以，我们绝不能低估核事故处理的极端复杂性，高估我们驾驭核电这一“恶魔”的能力。核能在现阶段之于人类，“可以做到安全”不等于“已经做到安全”，“可分析、可认识”不等于“已分析、已认识”，“可驾驭、可控制”更不等于“已驾驭、已控制”！
南方周末：这么说来，核电要达到哪一步才能算实现了安全？
王亦楠：考虑到核事故后果之严重非任何其他能源事故能比，我认为核电技术如果能做到两点，才可谓有了基本安全保障：一是重大核事故发生后能及时有效地控制并彻底消除污染，而不是像今天的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电站那样陷入“终点遥远的马拉松”。不能仅强调“核事故概率已经多么小”，请同时告诉我们“黑天鹅事件”一旦发生，你怎么让居民环境不受影响；二是致命的高放射性核废料污染不再是“世界性天价难题”，再也不用担心核废料泄漏。而这两点，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
南方周末：您一直在强调内陆核电的危险性，它和沿海核电是否存在本质区别？
王亦楠：技术上没有本质区别，都存在发生核事故的风险，只是后果严重程度不同。内陆人口稠密，且所有核电都在大江大河沿岸！一旦出事，必然污染关系着几亿人生命安全的水源，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核污染控制、核废料处置、核电站退役等重大安全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在内陆上马核电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说不能因噎废食，那么可以到海上去积累经验，同时提升我国海洋力量。沿海省份已有48座核电机组，能把这些机组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平平安安地度过核电机组的40年寿命期，对我国现有人才队伍和监管能力而言，已经是挺大的挑战。
核废料处理难题
南方周末：您刚刚提到核废料是极大的威胁，现在世界上都是如何处理核电站产生的民用核废料的？
王亦楠：核废料处理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的危险重负，所以国际社会公认“全球核电复苏能否成功，一个先决条件是乏燃料安全处置”。遗憾的是，国际科学界至今也未能找到应对办法，核废料泄漏事故更是时有发生。今年2月14日美国一座位于地下655米深处的军用中低放核废料储藏室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泄漏事故，如果是温度更高、放射性也更高的核电站废料，后果就更严重了。
目前全世界已积累了36万吨致命的高放射性核废料，而且还在以每年1.2万吨的速度增长。已经后处理的乏燃料大约有10万吨，其余26万吨都处于临时存储状态。
南方周末：我国核电站产生的核废料处理能力和处理状况如何？
王亦楠：我国在运核电机组只有19台且大部分投运时间不长，所以目前核废料数量有限，都暂存在各个核电站的乏燃料池中。但是在建29台机组在2020年全部投运后，乏燃料处理压力将马上凸显出来。根据中国核能协会的数据，2020年我国乏燃料将达到7700吨，并以每年1200吨的速度继续增加，而我国乏燃料的运输能力仅为每年需求量的35%。虽然我国计划2030年建设一个年处理能力800吨的核废料储藏水池，但这远不能满足需要。
此外，将乏燃料从东部沿海地区长途运输到西北地区，是一件非常棘手和危险的事情，必须确保运输容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影响。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技术和设备来满足这种极高难度的运输要求。如果去购买国外技术，又要面对成本奇高的问题。所以，2020年已经离我们很近，48台机组的乏燃料处理已是无法回避、迫在眉睫的问题，谁来取、怎么取、运到哪、怎么处理，亟须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如果核电规模继续扩大，该是何种压力呢？
核电发展的当务之急
南方周末：除了核废料处理难，您一直强调安全监管，我国目前的监管存在什么问题？
王亦楠：核电天使与魔鬼身份的突变，关键因素之一是安全监管系统。根据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的数据：1990年我国每个核电机组监管人员33人，达到国际平均水平，2009年降至3.8人，仅为国际水平的1/10。此外安全监管经费投入严重不足，2009年我国单台核电机组的监管经费是233万元人民币，而法国是983万美元、日本678万美元、美国788万美元。从中可见我国与国际的差距！亟须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我国核电安全监管体系的建设。由于人才培养和安全监管能力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所以要严控我国核电发展规模和建设速度，“稳中求进”要落实到行动上。
南方周末：公众对于核电还有很多误区，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公众反对的压力，您如何看这种压力？
王亦楠：核电发展的最大阻力在于核事故处理、核废料处理、核电站退役等种种技术性难题，而非“公众对于核电的误解”。这与公众对PX项目、垃圾焚烧厂等项目的恐慌有着本质区别。因为PX、垃圾焚烧厂的污染是目前技术能驾驭或避免的。而在核污染面前，科技还有太多的无奈和空白，人类的科技使命还任重而道远。
南方周末：核事故毕竟是很小概率的事件，死亡人数也比其他能源安全事件少得多。
王亦楠：核事故的严重后果不能拿当时死多少人来衡量！其致命的、长期持续的放射性污染是人类无法承受之重。核事故概率虽小，但后果却极端严重。评估核安全风险，不能看概率，而要看“概率×后果”！
南方周末：您如此反对核电，是希望我国也逐渐弃核吗？
王亦楠：如果核电无法以合理的经济成本彻底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和核废料问题，我国将来应该逐步弃核，也有条件弃核。但是，当务之急是必须做好目前48台机组的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严加防范核电“恶魔”面孔在我们国土上亮相。此外，要严控核电发展规模，设定核电装机“天花板”，以免核电包袱越来越大、“绑架”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但水电开发程度仅为35%，而发达国家平均是70%。我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三者合计的能源贡献只有1.2%，与其自身资源量相比更是潜力巨大。唯有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才是根本出路，这不是未来的美好图景，而是发达国家正在转型的现实可行路径。核电并不是“必要的恶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