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核电发展之初就确定了“闭式燃料循环”的政策。实施核燃料闭式循环，对提高铀资源利用率，减少最终需要地质处置的放射性废物体积，实现核能发展与环境友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核燃料循环后段，主要包括乏燃料运输、中间贮存、后处理和放射性废物最终处理处置等环节，是核燃料闭式循环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我国核能安全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第一，加快核燃料循环后段发展，是我国建立完整、先进、自主的核燃料循环体系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核燃料循环体系尚未实现闭合，后处理能力缺失，高放地质处置处于科研阶段，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不能自主，受制于人，较法、俄、英、日等核大国尚有较大差距，尤其在后处理方面，甚至落后于印度。

第二，加快核燃料循环后段发展，是我国核电发展的现实需求。后段能力与核电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属于相互依存关系。目前，我国大陆投入的商业运行核电机组20台，总装机容量1807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28台，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在建规模保持世界第一。核电的快速发展对后段能力的匹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核电运行20多年来，已产生了大量的乏燃料，按照核电发展规划测算，到2020年我国当年卸出的乏燃料将近1500吨重金属，累计近10000吨重金属；与核电基地配套的中低放处置场目前仅建成了大亚湾北龙处置场，其他核电基地的废物处于暂存状态；由于商用后处理厂厂址至今没有确定，乏燃料中间贮存能力建设滞后，部分核电厂产生了在堆乏燃料水池满储的风险。另外，循环后段特别是后处理和高放地质处置环节，技术十分复杂、投入巨大、工程建设周期长，且厂址稀缺，甚至“一票难求“，政府作为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的收取和使用的管理者，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各方压力。

第三，加快核燃料循环后段发展，是促进核能发展与环境友好的重要保证。核能以其清洁、环境友好的比较优势，成为我国清洁能源谱系的重要战略选项。加快核燃料循环后段发展，是充分体现核能环境友好特征的战略要求。我国核文化科普基础薄弱，公众对核的科学认知面较窄，短期内消除公众的“恐核”情绪难度很大。尽快消除放射性废物和乏燃料的暂存风险，消除社会公众忧虑，提升社会的“亲核力”，真正解除各界对发展核能的后顾之忧已成当务之急。

目前，为加快核燃料循环后段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坚持政府主导，加快顶层设计。后段发展具有很强的公益属性，政府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及早谋划对策，特别是要加快制定后段发展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法规标准等，强化后段发展的宏观管理和政策制定。

二是坚持政企合力，加快项目推进。后段各环节建设厂址难觅已成为发展不畅的重要因素，从核企与地方政府的“柏拉图”式的厂址谈判的实践看，后段厂址问题需要中央政府进行协调和干预。各核企应积极主动配合政府，科学论证，尽快选择符合科学规律、我国国情、技术成熟度高、与后处理发展易协调的项目建设方案，加快后段能力建设进程。

三是坚持百年大计，持续核文化宣传。我国应积极借鉴法国等国家的经验，既要扎实、深入推进核文化宣传，在公众意识上形成对核项目的支持，更要注重核企与地方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强化对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公益项目支持、地方公众就业解决等。

四是坚持以法为纲，强化立法执法。目前，我国针对核行业的法律只有《放射性污染防治法》，难以满足后段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加快制定《原子能法》和《核安全法》，对长期制约影响后段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乏燃料铁路运输、后处理回收铀和钚的核电站再利用等，进行明确立法，以法制形成对后段发展的制度保障。（作者：中核技术经济总院核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闲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