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从国家核安全局核安全监管一司政策与技术处处长扈黎光处了解到，我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核安全监管体系，但该体系的完善关键在《核安全法》。根据全国人大立法计划，该法2017年-2018年有望出台。

核安全立法有其必要

据扈黎光介绍，我国借鉴或采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安全标准，建立了核与辐射安全法规体系，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这个体系覆盖了核安全、辐射安全、辐射环境和核安全设备等领域。

核安全法规体系目前包括一部法律、七部法规、二十七部部门规章以及八十九部导则。法律即《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法规包括《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核材料管制条例》、《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和《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

在所涵盖的内容上，核安全法规体系目前有十个系列，包括通用系列、核动力厂系列、研究堆系列、燃料循环系列、放射性废物管理系列、核材料管制系列等。

体系虽已建立，但不足凸显。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除了以环保视角看核安全外，没有提到核安全监管当局的法律地位。而且该法是十年前出台的，只有原则性条款而缺乏技术性规定，如独立监督、质量保证、纵深防御、公众参与及信息透明等，都无规定。”扈黎光说。

而扈黎光所言的技术性规定，眼下正是核安全所面临的重点核心问题，《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无法做出说明。

此外，《核安全法》构建的方法是以现有法律为基础，与IAEA接轨，同时考虑国际上的实践。既然以现有法律为基础，且可能在某些环节与现有法律重复，《核安全法》其存在的必要性如何体现?

扈黎光认为，中国有必要制定《核安全法》。从功效上看，有一部《核安全法》，有利于公众对核电的接受。而从专业视角看，首先对整个核安全监管体系的完整性和稳固性有益;其次，日常工作中存在对制度或者概念的分歧，《核安全法》立法中将找到共识，有利于更准确理解法规政策;第三，对核安全水平的升级换代奠定一定的基础，可以更好优化核安全监管体系。

就《核安全法》的范围，扈黎光表示，其要涵盖核安全所有的领域，但在涵盖中要与现有法律进行一定的清理和划分。“现有法律已经有规定就不再重复立法，如分析《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后，认为放射源虽然也是核安全的一部分，但前者已有，《核安全法》就不再涉及。此外，跟未来法律也要进行划分，如尽量不把《原子能法》涉及的写进去，如核损害赔偿内容。”

现有核法律重新定位

未来《原子能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及《核安全法》将同时出现，各法的定位及关系如何处理?

据了解，在核法律体系设置问题上，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法律体系的框架，核法律法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由多个并列的法律构成了核法律体系的层次，如法国、日本和韩国模式;另外一个是综合性的、覆盖广泛的一部法律作为法规体系的最高层次，如美国和俄罗斯的《原子能法》。

未来我国在核法律体系上如何设置?是多部法律并行还是一部法律综合?

扈黎光介绍，综合的模式往往是早期发展核电的国家，一度用一部《原子能法》代替了很多核安全方面的要求，我国也曾经考虑这种方式。1984年国家核安全局成立时，就曾主导建设《原子能法》，但该法制定难度大。2003年《放射性污染防治法》颁布，我国就先有了一部跟环境和安全有关的法律。

“整个核法规体系的构建要以这样的现实为基础，也就是说中国可能从2003年开始就不能再走用一部《原子能法》代替所有法律的老路，因此现在新的顶层设计比较现实的考虑是，要有一部《核安全法》和一部《原子能法》，加上《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三部法律构建我国核法律体系的最上层。”

三部法律同时存在，该如何划分并处理好关系?

“要对现有的法律进行重新定位。”扈黎光表示。他认为，《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是一部以环境的视角看核安全的法律，而《核安全法》的视角就是核安全。只有关涉安全的法律虽然也符合IAEA 的要求，但是关涉发展的法律是缺位的。所以要考虑核电发展，就要有《原子能法》。

扈黎光表示，核电发展受政策影响比较大，发展方针、规模及规划有过一些变化。如果能有一部管发展的法律《原子能法》把体制机制固定下来，让政策形成稳定性，保障核电稳妥发展，也有利于核电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