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核电厂周边环境辐射水平处于天然本底正常涨落范围内。我国在建核电机组30台，约占全球在建核电机组的40%，建造质量均处于受控状态。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也在此间表示，通过系统全面的比较可知，核电链是对环境影响极小的清洁能源。但对于上述说法，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研究结果认为，无论从安全性、清洁性还是经济性哪一个方面来说，核电都不应该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选择，更不应该冒巨大风险去发展根本不适于我国国情的内陆核电。

中国核电安全可控

国家核安全局11月4日给记者提供的背景资料称，在世界核运营者组织（WANO）主要运行性能指标中，我国运行核电机组普遍处于国际较好水平，部分机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些机组名列前茅。

环境保护部核电安全监管司副司长汤搏分析说，我国运行的核电厂安全水平较高，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因素：

目前世界运行核电厂大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设计建造的，而我国核电厂的建设始于八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核安全法规标准建立之时，国际上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制定了系统成熟的安全标准。我国的法规是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法规体系建立的，其安全要求与国际先进标准相一致；我国核电事业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起步，但核工业起步于五十年代初期，经过多年的积累，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了比较齐全的技术和人才储备。

除却基于时间经验上的精益，国家核安全局对核电厂实施着严格的技术审评和全程的现场监督，对重要核活动实施许可证管理制度，保持核安全监管的有效性。

“目前，在核电设计上已经采取了大量用于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的措施，能够避免安全壳早期失效，因此可以说实际消除了大量早期放射性释放的风险；而对于晚期放射性释放，有足够的时间实施应急保护措施。”陈晓秋说。

1979年3月28日，美国的三里岛核电厂由于机械故障和人为失误导致了世界首例堆芯融化核事故，核安全再次引起利用核能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关切。在大亚湾核电项目与法国谈判时，我国因缺乏独立的核安全监管机构曾多次遭到法方诟病。

1984年，国家核安全局成立，最早由国家科委进行归口管理。1998年，国家核安全局整建制并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实现了核安全、辐射安全和辐射环境的统一管理。

目前，我国中央本级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机构由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三个核与辐射安全业务司、六个地区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和两个技术中心组成，形成了一支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队伍。

核电链温室气体排放最小

“核电链发生事故的几率是很小的，即使发生了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和切尔诺贝利这样的灾难性事故，但从整体上看，也不能改变核能是安全、环境友好产业这一结论。”潘自强说。

潘自强举例说，切尔诺贝利事故是核电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的灾难性事故。在1986年4月26日早晨出现在事故现场的600名工作人员中，134人受到高剂量照射并患放射病。在这些人当中，有28人在头3个月中死亡，另外有两人在事故中因其他原因立即死亡。

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分别在2000年和2008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关于事故后果的研究报告，“在134名急性放射病患者中，到2006年已有19人死亡，其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但一般均与辐射照射无关。”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上述研究报告说：“事故后尚无有关某一物种的局部种群由于辐射照射而灭绝的报告。在所有地区，种群均在长期慢性照射条件下生存。在随后的2~2.5年里，种群得到了恢复。没有观察到对动物种群或生态系统的持续严重影响。”

“可见，切尔诺贝利事故和福岛核事故的放射性释放造成的直接辐射危害（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是相对有限的，也没有改变 核电是清洁、安全的能源 的结论。”潘自强说。

但他同时表示，尽管切尔诺贝利事故和福岛核事故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其产生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社会影响是不可接受的。

据本报记者了解，2011年，中国工程院曾开展了对不同发电能源链温室气体排放研究项目，结果发现，核电链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小的电能链。

潘自强介绍，从温室气体排放来看，核电链仅为煤电链的约1%。在各种发电能源链中，核能链也是很低的。

“通过系统全面的比较可知，核电链是对环境影响极小的清洁能源，核电厂本身不排放SO2（二氧化硫）、PM（可吸入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核电站流出物中的放射性物质对周围居民的辐射照射一般都远低于当地的自然本底水平。同时，核能属于低碳能源。”潘自强举例说，一座百万千瓦电功率的核电厂和燃煤电厂相比，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00多万吨，是减排效应最大的能源之一。

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潘自强认为，发展核电是实现这一目标、减少我国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现实有效途径。

当前，我国在建核电机组数量世界第一，根据国务院2012年批准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8800万千瓦，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

核电安全仍建立在“核电站本身不出事”

但对于上述有关核电安全可控的“一边倒”的说法，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研究结果认为，无论从安全性、清洁性还是经济性哪一个方面来说，核电都不应该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选择，更不应该冒巨大风险去发展根本不适于我国国情的内陆核电。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慧认为，中国在设计和选择能源可持续发展道路时，应充分从发达国家吸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付出完全不必要的经济、环境和安全代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说，现阶段全世界的技术水平还未能使核电“已经安全可控”。核能在现阶段之于人类，“可以做到安全”不等于“已经做到安全”，“可分析、可认识”不等于“已分析、已认识”，“可驾驭、可控制”更不等于“已驾驭、已控制”。

“美国、前苏联和日本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我们：直到目前，人类的核电安全是建立在核电站本身 不出事 的基础上的。”王亦楠说，与美日俄相比，我国现有核电机组的全部运行记录还不足100堆年（1个堆年相当于核电站中的1个反应堆运行1年），还不到全世界的1%，如就此断言“我国核电是安全、可靠的”，还为时过早。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称，所谓“安全系数比目前国内标准提高了百倍”的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目前在全世界都没有运营实践，仅有的4座AP1000核反应堆正在中国建造，施工过程中图纸“边设计、边修改”，AP1000的“更安全”只是理论上的计算结果。

“与极端的偶发事故相比，核能废弃物的安全处理却是人类面临的更棘手的长期问题。一旦发生战争，即使停止发电，核电站所积累的大量核废料，仍然是恐怖分子极好的攻击目标。”王亦楠说。

目前，全世界443座核反应堆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吨高放射性核废料，其致命的放射性污染可持续达10万甚至百万年以上。全世界已经确定建设高放射核废料处置场厂址的国家只有芬兰。

芬兰于2004年开始动工修建一条500米深、3英里（约合4.8公里）长的地下隧道（名为Onkalo），以期永久储存核废料，工程之复杂前所未有，预计需要持续100年也就是到本世纪末才能结束。

但这样一个持续百年的浩大工程也只能装下一小部分核废料，按照目前世界每天产生核废料的速度，人类必须建造很多座Onkalo才行。

英国学者保罗·布朗（PaulBrown）在最近发表的文章《核废料处理成世界性天价难题》中指出：“一些国家正在积极建设核电站，但它们都忽视了一个可能遗患无穷的重大问题，过期核电站的关停和核废料的处理。”

内陆核电必须万无一失

《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称，一个成熟的清洁能源技术，不仅要看它能产生多少能源，还要看它产生多少危害人类的废弃物，以及人类将花费多大代价来处理这些废弃物。用这个标准审视，现阶段的核电不仅不是清洁能源，反而是最难对付的污染源。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晓春也对记者说，核电站从停止反应堆到完成“退役”工作，时间跨度可长达10～80年，且退役成本高昂。截至2012年1月，全球共有19个国家的138座核反应堆已被关闭。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7座核反应堆的退役工作彻底完成。

与欧美相比，我国核电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民用核电机组运行时间最长的也仅为20余年，其余大部分机组运行时间才短短几年）。《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称，虽然我国核电离“退役”问题较远，但从国外核电退役难度之大、历时之长、成本之高来看，无论是与化石能源还是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经济性对比，核电都不具备优势。

对于部分专家主张在我国大规模发展内陆核电的问题，王亦楠认为，在内陆建设核电站，必须“万无一失”、“绝对可靠”地保证源源不断的冷却水供应（为火力发电站的数倍）。一旦断水，就可能发生福岛那样的重大核事故，且放射性污染物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关系着几亿人生命安全的水源。在缺水地区，第三代核技术并不比当前依靠电源驱动的第二代核技术更安全。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多位专家认为，用生物天然气（沼气）替代常规天然气是最现实的选择，亟待政策关注。王亦楠称，中国亟须高度重视煤炭的清洁利用，同时可再生能源利用模式亟待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