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中国高铁已成为国家领导人出访时携带的“中国名片”。通过高铁这个承载着中国技术、中国制造、中国服务、中国标准的综合载体，中国正在培育新时期的新优势，正在全球范围内展现正在形成的新的国际竞争力。
当前，我国装备“走出去”在高铁、核电、施工建设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一定突破，但仍然面临运营管理经验不够、国际市场竞争趋于激烈、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管控不足等问题。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产业企业“走出去”任务艰巨，承载着推动提升技术水平的责任，承载着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重任。
要紧紧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更加注重防控政治风险，鼓励绿色对外投资，不断扩大开放的空间、提高我国经济形象，将我国国际化水平提升到新高度，创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纵观中国对外开放30多年的历程，如今，中国已经到了一个由商品输出到装备、服务和智力输出的新阶段。推动我国具有规模、技术等优势的重大装备和富余产能走出去，实现互利共赢，不仅是深化与扩大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机遇和抓手，还可形成新的外贸增长点，也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这是一个符合世情国情、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略举措。
1、推动装备“走出去”对我国以新姿态参与国际分工有战略意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阶段。这一轮再平衡的结果是，全球经贸联系出现更加松散的倾向，世界经济的复苏对于各国的带动作用有所减弱。如，美国2011-2013年名义GDP增长1个百分点所创造的进口需求增长1.38个百分点，远低于2003-2008年间的2.29个百分点。因此，美国经济的复苏对我国出口带动也在减弱。
而中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众多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其基础设施发展明显滞后、制造业偏低，急需要引入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为我国发挥在基础设施建设、成套设备制造等领域的优势，拓展新兴市场，培育国际大型跨国公司、推进高铁为代表的产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机遇。
事实上，这一市场非常巨大，据德国咨询机构SCI最新统计，全球轨道装备行业产值从2010年的1310亿欧元增长到2012年的1430亿欧元，未来每年将保持3.4%的年均增速，预计到2018年，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产值将突破1900亿欧元。从市场分布上，独联体、中东、南非、亚洲、南美等地区有巨量的需求空间。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已成为我国装备“走出去”的重要支撑。
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构变化，我国由主要面向欧美市场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出口高端装备制造产品、服务，转向资本、技术、标准的输出。与此相伴生的是，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工制造能力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姿态逐步地发生着变化，新的国际竞争新优势正在逐步形成。
2、推动装备“走出去”对加快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有积极作用
尽管当前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但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劳动力、融资等经营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我国传统的产业竞争优势在削弱。与此同时，装备制造业正逐渐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增长点。2014年，铁路机车、通信设备出口增速超过10%。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推动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对于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同样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以高铁为例，我国“高铁”科技含量高，且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国家以“高铁”为突破口，让高铁作为中国高科技的代表率先成功“走出去”，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出口，会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改变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认识，助推我国企业做大做强。
同时，也可以助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发展。高铁产业涉及众多上下游产业，涉及冶金、机械、建筑、橡胶、电力、信息、计算机、精密仪器等高技术产品。据有关专家分析，时速380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列车的零部件就有10万多个，独立子系统达到260多个，其中的许多技术成果很容易转化为其他行业使用。高铁的“走出去”必将带动一批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3、牢牢抓住“双赢”这个促进装备“走出去”的基本原则
从产业层面看，我国的优势富余产能，需要一个出口。而企业通过“走出去”能够帮助东道国形成产业集群的比较优势，完善优化其工业体系，进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从金融层面看，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也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而发展中国家资金十分有限，这是其长期难以摆脱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提供一定的资金担保和商业贷款，帮助其中一些国家解决资金困难、恢复国内产业活力，这样就可以在互惠互利中，加快中国装备走出去的速度，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我国装备“走出去”的产业方向及支持政策，其中对不同行业“走出去”进行层次性、综合性部署是本次会议最大的亮点。
1、多种方式推动优势产能和部分过剩产能“走出去”
一是整合行业资源。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大力开拓铁路、核电等重大装备国际市场，这表明以铁路和核电为代表的高端装备产业已经升级为国家战略，成为我国产业“走出去”的重要名片和产业走向高端的重要标志。
针对我国铁路核电等产业“走出去”中的竞争加剧、运营模式较为单一等问题，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强调要整合行业资源，探索以合资、公私合营等多种投资运营方式，为有需求的国家提供工程设计咨询、施工建设、装备供应、运营维护等全方位服务。
二是产业链和产业集群转移。我国部分行业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但从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看，很多国家还有更新或新增需求，以钢铁、有色、建材、轻纺等行业为代表的过剩产能还大有空间。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要转变之前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出口的思维，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支持企业利用国内装备在境外建设上下游配套的生产线，实现产能的系统性输出及与东道国的深入结合。同时，不仅实现产品“走出去”，更要实现技术和规则标准同步“走出去”。
在钢铁、有色、建材、轻纺等产能过剩行业，上下游完整生产线“走出去”意味着技术与标准的输出，是产业链和集群整体的转移，这更有利于降低企业走出去的交易成本，快速形成比较优势。中国产能充足，正在从生产消费品的世界工厂变成向世界提供制造业装备的大基地和吸纳各国优势产品的大市场。因此，推动装备制造产业走出去，不能仅仅满足于将产品销售出去，而是要充分发挥产能优势和自有知识产权优势，做到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等产业链全覆盖。而推动中国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的核心理念，就是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
三是探索多种方式“走出去”。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通过对外工程承包、对外投资等，巩固通信、电力、工程机械、船舶等成套设备出口，为企业以海外并购、建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方式加快“走出去”指明了具体方式。同时指出，要提高跨国经营能力，为我国企业抓住海外发展机遇壮大为大型跨国公司埋下伏笔。
2、统筹完善装备“走出去”的支持政策
一是完善金融支持政策。要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等现有政策。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居全球第一位，但外汇使用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次国务院常务会强调要按照市场原则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支持企业在境内外发行股票或债券募集资金，发挥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为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提供合理的融资便利和金融支持。
二是统筹配套政策。“走出去”企业都是我国对外的形象展示窗口，要加强境外投资监管，规范企业经营秩序，坚决防止恶性竞争，保证我国企业有序共赢合作地“走出去”。同时，也要保障“走出去”企业的合法收益和安全，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强化风险防控，确保我国企业和公民在境外的安全。
3。更加注重社会责任和国家形象
我国装备企业“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的单一出口，更是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的完整“走出去”；不仅仅是我国深度融入全球，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更是带动更多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发展红利，谋求世界和谐共同发展。
我国装备企业“走出去”，要深入融入当地，带动当地就业，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做好后续服务，使我国装备制造成为国家的新“名片”。
2013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居世界首位。除了以高铁、核能为代表的优势重大装备产业，我国的电信网络、智能制造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新兴产业也在迅速发展，逐步培育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具有生产成本、技术等优势的重大装备和富余产能“走出去”，实现我国与东道国的互利共赢，不仅是深入融入全球市场的重要机遇和抓手，也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
1、我国装备“走出去”已有良好基础
随着《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实施，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装备制造业异军突起。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居世界首位。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在装备制造业中的比重已超过10%。近两年，我国在海外项目的建造和运营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已初步具备了部分产业加速“走出去”的能力。
一是高铁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市场潜力巨大。
我国已经拥有世界先进的高铁集成技术、施工技术、装备制造技术和运营管理技术。而且具有较高的性价比，根据世界银行计算，我国高铁造价仅为海外高铁整体造价的29%-37%。我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能够为海外铁路项目提供融资便利。而且，我国具有丰富的高铁工程建设、制造经验，体系完整，运用里程长，建设工期快等优势。
国际铁路联盟预测，2020年全球铁路建设总投资将达1.1万亿美元，未来一段时间都将是高铁发展的黄金期。我国正与美国、俄罗斯等二十多个国家洽谈高铁合作项目，与俄罗斯和泰国已经签署了高铁合作意向书。目前，中国轨道交通装备遍及全球六大洲的将近9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北车2014年的出口签约额超过30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了73.5%。
二是核电技术日益成熟，成本优势显著。
我国第三代国产化技术基本成熟，国内企业已掌握适用于12英尺和14英尺燃料组件的控制棒驱动系统关键技术。施工设备成本较低也是我国核电建设的明显成本优势。
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未来10年，除中国外，全球约有60-70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建设，海外核电市场空间将达1万亿元。2015将是核电的走出去的重要年份。2015年1月，我国和巴基斯坦签署340亿美元投资协议，将在大规模核电厂等方面开展合作。由中广核集团、中核集团共同参与的英国欣克利角核电项目也有望取得重要突破。
三是施工建设能力已能提供全方位服务。
2014年底，塞尔维亚竣工通车的贝尔格莱德泽蒙-博尔察大桥被视为我国装备和基建企业的重要形象展示，该大桥由我国提供贷款并主持设计施工，为塞尔维亚提供了工程设计咨询、施工建设、运营维护等全方位服务，凸显了我国施工建设能力的大幅提高。
四是我国在其他方面也有斩获。
我国在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及过剩产能转移等多方面都有所突破。2014年，我国已在非洲承建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广东设计院在越南实施的火电项目中，采用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5%。河北钢铁公司已决定将当前11%的总产能转移至南非。
2、已出台多项政策支持我国装备“走出去”
其一，境外投资政策不断完善。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着力优化外贸结构、改善外贸环境，强化政策保障、增强外贸企业竞争力，重点支持我国民营企业加快“走出去”。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也明确指出，约99%的境外投资项目将取消核准，改为实行备案管理制度，大大扫除企业“走出去”的政策障碍。
其二，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2014年12月，国务院要求加大金融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提出简化境外上市、并购、设立银行分支机构等核准手续，强调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发挥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作用、吸收社会资本参与等，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长期外汇资金支持。工信部、进出口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大重大技术装备融资支持力度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创新金融产品和融资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融资服务，支持产品出口及企业“走出去”。
3、我国装备“走出去”面临的困难
2015年对“走出去”的企业将是个机遇年，但一方面国际经济与社会形势仍然比较复杂，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多重风险，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也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
一是对外投资的经验明显不足。
我国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时间还比较短，对国际市场的情况和规则不熟悉，缺乏高水平的国际化人才，国际运营和管理经验不足。如我国高铁产业主要专注于研发、制造与销售，在服务方面经验不足，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还面临着与美国、日本等高铁强国技术标准体系对接的难题。
二是市场竞争环境更加严峻。
我国企业经营的同质化程度较高，精细化管理能力不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乏产异化的手段及定价能力，经常出现多个国有企业同时竞争同一个项目，损害我国的整体利益。同时，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要求高于我国，我国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可能不足，缺乏手段防范和控制以环境为代表的综合竞争风险。
三是境外政治风险仍然突出。
在亚非国家，东道国的突发性政治事件增加了我国企业面临的各种政治风险。今后一段时期，部分海外市场的安全问题仍十分突出。据近期发布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所称，近十年我国企业“走出去”中25%的失败可以归结为东道国的政治动荡、领导人更迭和反对派的阻挠。近期墨西哥政府宣布无限期暂停高铁项目，再次展示了我国高铁“走出去”中的政治风险。
四是金融、财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目前促进企业“走出去”的金融财税体制不能完全适应行业业务快速发展的实际需要。汇率的非预期波动可能导致海外资产出现汇率损失，我国“走出去”过程中面临较大的汇率金融风险，企业还缺乏综合使用金融衍生品应对风险的能力。与国际融资成本相比，我国的融资成本较高。海外投资项目由于风险复杂，难以满足国内的信贷条件，海外扩张受到资金方面的制约。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外部世界的需求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安全、资源、技术、市场和认同。促进装备“走出去”的战略思路、具体路径和支持政策要符合这五个方面的要求。要通过推动我国装备“走出去”为突破口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同时推动更多高附加值的中国制造、中国标准到国际市场竞争，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以此实现出口升级和产业升级，以此解决资源瓶颈问题、解决技术突破问题、解决市场空间问题、解决世界对我国的认同问题。因此，要在这个层面来下大力气扎实推动装备“走出去”进程。
1、紧紧围绕“一带一路”政策扩大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走出去”的总指引和总抓手。“十三五”我国企业“走出去”布局要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开放战略，建立以资本、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推动实现产业之间的互联互通。同时要加强投融资合作，推进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全面带动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和政策沟通。
考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文化和发展水平差异性大，要建立政府间的有效协调机制，加强我国“走出去”企业与沿线国家实际需求之间的对接。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融资及相关金融服务。
2、防控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
政府要主导建立政治风险防控信息平台，及时向国内企业发布相关地区的政治风险信息，同时建立相应的风险预警机制和特殊情况处置机制。可以筹备成立政治风险补偿基金，以政府力量集全国之力，帮助对外投资企业消除政治方面的系统性风险。
鼓励企业加强与国际机构、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的合作，全面客观地评估分析重大投资的政治风险。同时，也要发挥行业协会、商会、NGO等非官方平台的沟通作用，为企业“走出去”及在东道国落地生根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推进企业履行环境与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整合全球市场资源，必须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只有兼顾企业自身发展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构建互利共赢格局，才能把我国优势产能和装备打造成国家新“名片”。
当前，即使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是高度关注点，很多国家已形成强大的国内社会监督力量。我国企业“走出去”要积极化解东道国的社会舆论压力，避免引起社会冲突。要通过产业引导、融资投资支持、开发更多的行业绿色对外投资指南等多项政策并举，鼓励企业采用更高要求标准体系，树立环保理念，引导我国企业在国际投资中走向绿色投资、充分考虑当地发展需求和可持续发展要求，扎根东道国、共同建设东道国，努力实现自身发展和东道国发展、环境保护的“多赢”。
立足国内，装备制造业要抓住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有利契机，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推进科技创新和结构优化，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任务，为宏观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提供有力支撑；放眼全球，中国将不断与世界各国加强经贸合作，中国装备“走出去”也将为世界经济带来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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