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至22日，第十一届中国核能国际大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业界颇具影响力的会议之一，其一向不乏关注，而本次大会的召开正“赶上”了行业发展的好时候，会议期间透露的相关信息，因此也被各界尤为看重。

进入2015年以来，关于中国核电发展的好消息不断，在日本福岛核事故过去了整整4年之后，中国切实重启了核电建设进程。红沿河5、6号机组的开工打响了头炮，随后的4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建设“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示范机组，其被寄予了“在调整能源结构中促进稳增长”的厚望。紧接着，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以扩大开放促发展升级。5月7日，更是业界期待已久的一天，当天，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个示范工程——中核集团福清5号机组在福建福清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核电重启以来我国首个正式落地的国产三代核电技术机组……

正是在这么多密集利好消息的情况下，本届大会乘势召开，有为核能行业再加一把劲的意图。大会围绕核能产业的现状和未来，就核电技术自主化、“走出去”、快堆商业化、设备国产化及核电站运营安全、核电投融资、铀矿开发及后端处理等话题，展开了广泛交流与深入讨论。而在国家领导人屡次于多个外交场合充当“核电推销员”的形势下，“华龙一号”等“走出去”议题也成为了大会热议的一个焦点。

必不可少的产业信心

信心，是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或缺的发展因素，而核能产业的信心，比别的行业更显可贵。当然，信心，来源于对现在的把握和对未来的分析，而非“说说而已”。“截至目前，中国在运、在建和拟建的核电机组共52台，其中已投入运行23台，总装机规模为2140万千瓦。而2015年是核电重启的关键之年，预计还将有4到6台机组得到核准，有4到6台投入运行，到年底，全国运行核电机组总装机量将达到3000万千瓦。届时，我国的核电规模将在全球排名第四，核电总发电量将超过日本。”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在大会上给出的详实数据，给予了业界足够的信心。而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能源研究所所长王进在会上的话则更为直接：“日本福岛核事件使国内核电产业发展进入几年的寒冬期，随着中国制造2025出台，核电产业正在迎来发展的春天，业界对核电发展很有信心。” 王进认为，国内雾霾频发，人们对环境愈发关注，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压力不小，“核电，将成为未来清洁能源中的重要支柱产业。”

其实，对于中国核能产业而言，这样的信心，一直都在。根据中国已经明确的核电发展规划，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需要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这意味着，2020年之前，中国至少还要新建3500万千瓦的核电机组，平均每年开工5至6台。而且，随着中国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预计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将比现在增加一倍，而要实现2020年化石能源占比20％、2030年以前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必须要大力发展包括核电在内的低碳清洁能源。每年新增投资要1000亿元左右。”徐玉明说。

驶上“自主化快车道”的中国核电技术

在信心之外，中国核电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产业价值，也是与会人士谈到最多的一个话题。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和《中国制造2025》的正式出台，核电“走出去”的步伐已经在加快。“中国今后的核能目标，不仅仅是建设多少个核电站，还需要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掌握核心技术，努力使中国从核能大国走向核能强国。”徐玉明道出了中国核能今后的主要着力点。在他看来，未来核电技术自主化是我国核电产业做大做强的关键一环，以“华龙一号”、CAP1400、AP1000为代表的三代核电技术将成为我国未来核电规模化发展的主流堆型。

作为当下最火热的主角之一，“华龙一号”首堆目前已落地福清，正朝着批量化发展的道路“步步为营”地推进。在本次大会上，“华龙一号” 将成为中国的技术优势，带动中国核电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迎来更大的产业空间已是共识。一位参会人士对记者表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的开工，确实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足以借此进入世界先进核电水平的第一个阵营，而其后续的发展，对于中国在全球核电市场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中国的几百家装备企业也找到了产能出口，由‘放空’转向广大的市场需求。”

另一受关注的技术CAP1400，也迎来了重要的拐点。据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科研部相关负责人朱书堂在会上的介绍，作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的CAP1400示范项目，目前各项开工前准备工作已就绪，而此前备受困扰的主泵问题，也得到了实质性进展，项目正在等待国务院核准。“CAP1400的湿绕组主泵样机已组装完成，进入台试阶段。其他各项设备和试验均按计划稳步推进，技术层面已基本不存在难题，目前万事俱备。”

而据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华龙一号”首堆建设，其设备国产化率将不低于85%，批量化建设后，设备国产化率不低于95%，关键设备供货也可依托现有核电机组已经形成的国产化能力来实现“自主掌握”，同时，CAP1400设备国产化率也将达到85%，AP1000国产化率目标是80%，大部分主设备及原材料可以在国内生产。显然，设备能够国产化，让正稳健急驶在快车道上的中国核电技术，增添了更多的底气。

除了第三代核电技术进入“成熟期”，作为第四代核电技术主选堆型的快堆，在本次大会也闪亮登场。据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东辉透露，本世纪以来，快堆及其它先进核能系统等相关研发在加快进行，由此也得到了外界高度关注。“相对于热堆而言，快堆对环境更加友好，应对严重事故的能力更强，可以做到不需要厂外应急。”张东辉也给出了目前全球快堆建设情况的详细统计图。

中国的快堆进展又如何？张东辉用一句话总结：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中国实验快堆项目的实施，我国已掌握绝大多数快堆核心技术。“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快堆标准规范体系，开发出了一套用于钠冷快堆设计和安全评价的软件库，形成了可开展快堆物理、热工、力学、安全、材料、燃料、设备等方面研究的几十套实验装置。同时，通过与全国多家企业联合攻关，中国实验快堆设备国产化率达到70%”。

仍需突破的“发展短板”

值得留意的是，在中国核电产业迎来诸多利好消息的形势下，本次大会也聚焦了一些业界急需思考的问题。在中国核能产业迎来“风口期”的当下，这些问题的提出，即是为业界号脉，从大会上相关议题的热烈讨论中，也可见中国的核能发展，急需处理的事情还很多。

其中之一就是内陆核电的开工。徐玉明表示，多元化的社会，会有多元化的声音，中国内陆核电何时建设，并不在于技术问题，而在于民意和政府决策，希望内陆核电能够于2016年起步，最迟不晚于2018年开工。“这对产业来讲，是一个问题。此外，我们确实在核电产业的自主创新上取得了许多的进步，但在一些领域，我们还有短板。”徐玉明说。“比如在核电设备制造方面，我们有部分关键设备的核心技术尚未完全掌握，像核岛安全级DCS、AP1000核主泵等；而在工艺成熟性与质量稳定性上，我们有待进一步提高，还需要继续开展技术攻关和更多积累制造经验，提高一次合格率，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以质量为中心的核安全文化及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提高人员素质。”

在核电产业的社会化服务方面，相关与会人士也给出了建议：中国的《原子能法》、《核安全法》以及一批法规性文件目前仍在制定中，应抓紧时间完善核电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要多渠道、多种方式进行人才培养，保证核电的可持续发展有足够的人力保障；将对核能关键岗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以及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当成长期的任务来抓；创新思路，集中全行业的资源，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及效能；创新保险制度设计，建立互保、共保、与国家保障体系。

而针对中国的核电“走出去”，参与全球核电市场的竞争，中国广核集团技术总监唐文忠说：“核电‘走出去’，不仅仅是要推进单个的项目，而是带动整个核电装备制造的产业走出去，真正实现资金、技术、装备、工程服务、运营服务一起‘走出去’。在这些方面，我们现在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但海外目的地的法律、政策、监管及融资等问题，是我们的一个现实难题。”

世界核能协会中国区总监Francois Morin在本次大会则表示，全球的核能市场空间很大，“未来，全球核产品和核服务采购市场的规模或将达到5750亿美元。其中，老化的反应堆机组在2030年将要拆除，这部分也将带来920亿美元的投资。但我们不能太过于急功近利，核电项目建设耗资大，还有一些政策法律障碍，必须要跟当地的政府、环保组织、监管机构等打很多交道。中国核电‘走出去’，需要更多的时间磨练和技术经验沉淀，而且，怎样解决融资问题，是摆在所有企业面前的共同挑战。”对此，王进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我国在核电设计、建造、运行等方面已积累了大量经验，但在核安全各领域的基础科研与核电先进国家仍有差距。无论是美国的AP1000，还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华龙一号’及CAP1400技术，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积累更多的商运经验。”（韦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