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核科普公众开放周活动期间,媒体公众团走进福清核电
日前,中核集团开展了2015核科普公众开放周活动,让逐渐升温的核能在这个盛夏又“火热”了一把。
此次活动中,首次全产业链展现核工业产业特色、创新成果、核安全文化及核工业精神,为受邀参观的多家媒体和公众掀开了核的神秘面纱。活动重磅推出,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各相关媒体相继推出的报道,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核能的“原貌”,破解着萦绕在公众心中的谜团,也让“公众沟通”这一核能发展绕不开的话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界。
之所以成为绕不开的话题,其实也显示着民意的“地位”。在更加重视社会可接受度的今天,核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从来没有哪个阶段像现下一样倾力寻求公众支持,也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当下一样需要公众沟通的有效作为。一定程度上说,公众立场决定着核电产业是否能够实现良性循环发展。从近几年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见,由于民众的反对,多个项目被迫叫停,这其中既包括核项目,也包含了非核领域的重大项目,其中折射出项目决策前期科普工作的欠缺、公众参与不足、信息不透明等问题。
那么,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公众沟通?日前,记者专门采访了环境保护部核二司副司长汤搏。
公众沟通——重大项目决策的重要因素
毋庸置疑,公众沟通已成为当下核能界的共识。
前几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一度加剧了人们的“核恐慌”,加之当下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各种真假难辨的说法层出不穷,一些“以讹传讹”的谣言,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强化着民众恐核情绪。
而这份恐慌更多地源于对核能的陌生、核知识的缺乏。针对问题的症结,近年来,业界相关部门和核电企业以多种形式,不余遗力地开展核科普,努力“缩短”着公众与核能的“距离”。
但现实远比想象的复杂。
公众对于核能的接受度,不仅仅取决于对核知识的掌握。
2011年10月,韶关学院对韶关曲江区白土镇核电厂址30千米左右的范围内的村、社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在196份有效问卷中,65.9%的人赞成我国发展核电,但只有不到10%的人赞成在白土镇发展核电。
“可以理解公众反对核设施建在自家附近:核电产生的直接利益未必能感受的到,但却要承担核电带来的风险。”汤搏说,由于公众由个体组成,必然更关心个人利益,很难做到总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而这一问题也显现在了近期重启核电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在经历了几年“零核电”状态后,于今年8月11日宣布重启川内核电站1号机组,而此举引发了公众的争议。汤搏的解读是,对于日本而言,如果没有核电,每年就要花费几百亿美元进口天然气和石油,这样就会导致日本电价上升,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整体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政府在听取公众意见的同时,也不能摆脱自己的职责。重大项目决策,公众沟通是重要因素,但并非是唯一的因素,因为政府要站在比个体因素更高的层次上看待这些问题。”汤搏指出。
但必须要说的是,“要尊重核电周边民众的利益诉求。”在西方国家,公众参与重大公共决策主要通过听证会。公众听证为公众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渠道,“但并不是简单的赞成或反对,而是让你表达意见、诉求。”相关方会根据意见诉求采取措施给予解决。
“法国核电厂周边公众的电费就低于正常电价,承担了风险就要给予补偿,这无可厚非。”汤搏说。
系统调研精确了解公众所想
事实上,公众沟通在我国是一个新概念。10多年前,相关部门或企业对此并不熟悉。而通过实践,如今其已由简单的概念发展到建立了相应的沟通机制,可以想见,这期间所做的大量工作,但不得不说,时下的公众沟通依旧存在问题。
“往往是我们自己坐在办公室想象公众是个什么样子,但公众真正是什么样子?到底公众想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什么?有没有人去做更多的工作?”汤搏说。
据汤搏介绍,在美国,相关机构在评价核电的社会可接受性时,往往会把公众划分出非常多的类型,比如,根据受教育程度划分、从事职业划分等,以更细化、更精确的划分归类,了解公众对于事物的认知或疑惑。“不同的人群看待事物的态度、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异,而针对不同的人群去了解他们关心的是什么,疑惑的是什么,显然会事半功倍。”
而在我国,相关工作还有待开展,目前尚未系统性地开展过公众核电接受度调查。尽管一些媒体和学者做过一些网络调查或小范围实地调研,但在公众代表性、地域范围、问题设计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不足,系统性不强,信息不够全面。这显然与“在建核电规模最大国家”的核能发展 “不相匹配”。
开展系统性的公众调研,摸清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对核电的态度,掌握公众了解核电知识和信息的规律,理清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因素,显然已成为核能发展亟待解决的课题。
“事实上,现在我们还是在用宣传的模式来做公众沟通。”汤搏认为。
完善程序建立更合理模式
早先,世界最大核电运营商——法国电力集团亚太部执行副总裁高德龙曾经表示,安全性是核电发展的关键因素,注重信息的透明开放,尽全力消除公众对核的恐惧,才能获得公众的了解和支持。
而“透明、再透明”早已成为法国核安全局多年发展的经验。十几年来,其出版发行的《核安全监督》月刊,精确记载着全国发生的每一起事件,包括工作人员未穿规定服装等极微小的事件也记录在案,公众可在网上查询相关内容。法国核安全局表示,在信息完全公开后,企业和居民的互信反而加强了。由此可见,信息公开透明本身就是最好的公众沟通。
而在这方面,我国也“迈出了重要步伐”。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强调,各级行政机关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全面加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对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性文件,都要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及时予以公开。
但要看到的是,要建立公众沟通完备体系,信息公开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一套成熟完备的程序同样不可或缺。“启动一个核项目,公众沟通属于哪个环节?在哪个阶段做哪些工作?这些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还没有成熟完备的程序。往往靠感觉,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想不到就不做了。而有时候等想到了也就晚了。”汤搏说,“在相关程序成熟的国家,公众听证在法律上有着完备的规定,而我们恰恰缺少这方面的内容。”
汤搏补充说:“公众沟通是一个系统性课题,需要我们踏实下来认真研究其规律性的东西、基本方面的东西,只有如此,才能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模式。”
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从对事物本质的认知到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到形成完备的体系,其进程需要一定的时间空间,需要根据自身的规律“顺势而为”,也需要依时而动的“主动为之”。
由于“核”在公众心中烙印的“特殊记忆”,“恐核”“拒核”现象依旧羁绊着核能发展。面对世界最大规模的在建核电,筑牢核能发展根基,不仅需要公众沟通跟上核能发展步伐,有效作为,更需要其加快步伐,探索更加有效的沟通渠道,更加完备的体系建立。
“这需要时间,但至少我们已经在过程中。”汤搏说。(文/影 胡春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