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广西防城港红沙
核电二期工程“华龙一号”示范机组等项目予以核准。这意味着，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示范机组正式落户我国西部。
据了解，防城港
核电站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光坡镇红星村，1号机组于2010年7月30日正式开工，并于2015年10月25日实现首次并网发电，一期工程共有两台百万千万级CPR1000核电机组。
同时，据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介绍，目前，防城港二期工程设计文件、设备采购及供货、现场施工准备等各方面工作按计划稳步推进，满足开工建设及后续连续施工的要求，预计防城港核电二期年内开工在即。
不仅如此，今年10月，中广核与法国电力公司在伦敦正式签订英国新建核电项目投资协议，由中广核牵头的中国企业与法国电力共同投资新建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项目（以下简称“HPC核电项目”），并共同推进塞兹韦尔C和布拉德韦尔B两大后续核电项目，其中布拉德韦尔B项目拟采用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走在核电技术的前沿
随着巴黎气候大会的落幕，具有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诞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巴黎协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标，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一直以来，由于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耗，人类正面临着能源匮乏和环境污染的尴尬境地。而核电作为一种清洁高效能源，不仅能增加能源供应、优化能源结构，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
目前，我国核电技术已经发展到第三代，是现今能够掌握第三代核电技术少数国家之一。据了解，我国三代核电技术指的是被称为“华龙一号”的ACP1000，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核”）和中广核独立研发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以“177组燃料组件堆芯”和“三个实体隔离的安全系列”为主要技术特征，在能动安全的基础上采取了有效的非能动安全措施，兼顾了能动的成熟和非能动的优势，充分利用我国近30年来核电站设计、建设、运营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实现了集成创新。
12月17日，我国首套自主的核电软件包和一体化软件集成平台（NESTOR）由
中国核电(601985,股吧)在京正式发布。这标志着我国核电技术注入“中国芯”，已具备成套核电技术独立出口的能力。
核电软件自主化，是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转变的门槛，可为中国自主核电机型成套出口及技术转让提供有力支撑。NESTOR，作为成套的核电软件产品，将有效地提高核电工程设计、建设、运行效率与质量，为下一代新堆型研发提供技术储备，为实现数字化、定制化和智能化的核电站研发和设计技术革新奠定基础。
据悉，NESTOR是基于核工业60年的经验积累，包括近百台试验台架、数千项实验工况数据和30年来近30个核电工程数据，并针对华龙一号三代核电的特征定制开发而成的我国首套自主的核电软件包和一体化软件集成平台。
不仅如此，核电发电量的持续增长将直接减少传统燃煤发电的比重，从而势必减少燃煤过程中大气污染物的释放，从另一个层面展现了我国核电的技术实力。
据测算，防城港核电站一期工程投运后，每年为北部湾经济区提供150亿千瓦时安全、清洁又经济的电力。与同等规模的燃煤发电相比，每年可减少约482万吨标准煤的消耗，这将直接减少排放约1186万吨的二氧化碳，以及约19万吨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环保效益相当于新增了3.25万公顷森林。
与同等规模的燃煤发电站相比，大亚湾—岭澳两座核电站共6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按上网电量453.827亿千瓦时计算），年发电能力约45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消耗标准煤约1480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650万吨、二氧化硫约35万吨、氮氧化物约23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种植了约10万公顷森林。
为此，各国争相扩大核电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领域。我国作为能耗大国，发展核电新能源早已进入国家战略布局。大力发展核电，有助于调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减少一次能源消费比例，同时对治理大气污染、实现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保护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
打造合作新局面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下，我国继“中国高铁”之后，正积极推动核电“走出去”，致力于打造中国又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名片，核电项目的合作也是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的新看点。
记者了解到，10月21日，中广核与法国电力公司在伦敦正式签订英国新建核电项目投资协议，由中广核牵头的中国企业参与英国新建HPC核电项目以及后续控股开发一个英国核电项目。
“中国与法国共同出资的核电项目，是中国在海外进行核电核能投资方面的一个旗舰项目，这个投资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从某种层面上说明中国核电技术越来越成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李罡博士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李罡认为，于英国而言，新核电站的建成与投入使用，在改善英国能源结构的同时，将直接满足英国众多家庭的电力需求，同时也将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英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而言，投资走出国门，核电项目“走出去”的同时，也是技术的交流和人才自我提升的过程，将直接促进我国核电技术的进步，是一项达成中英双方共同受益的合作项目。
另外，据报道，11月9日，中广核罗马尼亚核电公司与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在罗马尼亚签署了《切尔纳沃德核电3、4号机组项目开发、建设、运营及退役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包含了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项目3、4号机组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及退役的寿命期框架协议。
2015年9月7日，中广核还与肯尼亚能源与石油部下属的核电局签署了《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与肯尼亚核电局关于肯尼亚核电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基于华龙一号（HPR1000）技术及其改进技术，在肯尼亚核电开发和能力建设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今年，我国的核电项目可谓密集上马，进入了爆发期，核电产业正迎来发展的春天。国内在运、在建及拟建的核电机组约有50多台，今年内还将有4到6台机组得到核准并投入运行。
据中国电建(601669,股吧)网站12月3日消息，“十三五规划”草稿显示， 2016年开始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中，中国每年将新建6-8座核电站，并为引进自主开发的新型核电站将投入共5000亿元资金。照此规划，到“十三五”末期，全国核电的总规模将达到在运与在建共8800万千瓦的规模；2030年，中国预计将有110座以上核电站投入运行。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装备与核心技术，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等，皆为核电装备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核电“走出去”不断升温，国内核电巨头纷纷造船出海。
“欣克利角核电站C项目作为中国在英国的最大投资项目之一，将起到一种示范作用，也为将来与欧洲的其他国家，甚至中东国家的核能项目的合作奠定良好基础。”李罡向记者说。
另外，李罡提到，中国与英国的金融合作一直领跑其他欧洲国家，是中英关系的一大亮点。但是，应该看到实体经济是形成人民币金融服务需求的最根本源泉，因此，促进中英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中英双边贸易投资稳定持续增长，才是中英金融合作不断深化的根本之路。
为“中国制造”助力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中国制造2025》明确，通过政府引导、整合资源，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五项重大工程，实现长期制约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突破，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
“中国制造以前一直被冠以‘低廉’和‘低端’等词汇形容。通过推广我国的高铁技术、核电、电网建设，以及化工冶炼等，将有助于重新塑造‘中国制造’的形象。更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也有利于中国制造趋于成熟化。”李罡表示。
当前，中国不仅是货物贸易大国，也是资本输出大国。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以高铁、核电为代表的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对全球经贸投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参与核电等项目国际合作，也反映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角色的转变。在“建造”的背后，带动的是大量装备类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对外出口。
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额达2.1万亿元人民币，覆盖铁路、移动通讯、工程机械、核电设备等诸多行业，其中铁路装备出口已覆盖六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过半出口总额面向东盟、阿根廷、澳大利亚和美国，同时包括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
李罡认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很多产业一直面临产能过剩的尴尬。加强包括核电在内的国际产能合作，还将带动核电相关设备、核电产能的输出，势必会缓解我国产能过剩、供求失衡的局面，从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增长。
商品输出的由轻到重，商品技术含量的由低到高，以及参与国际分工的由浅入深，从单纯的商品出口到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输出，正是响应了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推动高铁、核电、智能电网等全产业链“走出去”的号召。（阚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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