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关注度最高的话题。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发起，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董事长王寿君、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董事长王炳华等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更好地发挥核电在推动实现我国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应有作用，从政策上明确核电按基本负荷方式运行，确保核电满发、多发。

实际上，核电自去年重启后便进入密集核准期，仅2015年就新核准了8台机组，但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还同比下降了437小时，降幅达到5.6%，相当于少发125亿度电，有的核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已经低至5000小时。显然，核电作为基荷能源的地位已经遇到挑战。

参与调峰还是基荷运行？

截至目前，我国在运核电机组30台，装机2857万千瓦，在全国电力总装机规模中的占比仅1.8%，发电量占比不到3%。

贺禹表示，即使如此，核电已经出现不能按基荷运行的情况，一些建成投产的机组被要求参与深度调峰，甚至长时间停机备用，造成清洁能源资产的严重浪费。

贺禹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算了一笔账，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每下降1000小时，一台百万千瓦机组将少发10亿度电，按照核电发展2020年和2030年规划目标测算，届时将分别减少清洁发电580亿度和1500亿度，相当于有8台和20台核电机组全年处于完全停运状态，造成的损失将十分巨大。

业内人士表示，核电作为资产密集型行业，扣除设备检修等必要的停堆时间，发电小时数越高，设备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越高，因此发电小时数既影响投资者的经济效益，也是衡量电力行业效率的重要指标。“每年8760个小时，发电小时数占到多少，是机组是否满负荷运行、是否经济性的直接体现。”

实际上，核电减载运行、参与调峰甚至停机备用，还将带来对安全和环保的不利影响及后果，代价高昂。

“会降低反应性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增加放射性废物的产生和处理量，仅废液产生量就是基荷平稳运行状态下的3~ 5倍；导致燃料燃耗不充分而产生弃料，造成浪费的同时，增加处理的难度和成本。”贺禹对此解释称。

不过，对于核电机组是否参与调峰，业内一直存有争议。所谓调峰，是指在用电高峰时，电网往往超负荷，此时需要投入在正常运行以外的发电机组以满足需求，调峰机组的要求是启动和停止方便快捷，目前国家电力调峰主要由火电和水电负担。

“从运营方面，希望核电参与，因为那样可以减少火电份额；从安全和经济方面，希望核电保持基荷运行，保持稳定状态，可以减少调峰所需的功率变动对核电机组的扰动，符合核电业主利益。”一位核电站人士告诉记者。

一位电力行业专家告诉记者，目前电力行业供需相对过剩，尤其是一些省份需求疲软，核电密集投产必然存在供大于求。从特性来说，核电机组适当参与调峰是可以的，但是要从综合安全、经济效益、市场需求、清洁能源比重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能源改革需考虑环境成本

国家能源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新增电力装机12974万千瓦，其中火电6400万千瓦，同比增长33.6%。

贺禹认为，目前我国的电价形成机制中缺乏环境成本因素，煤炭的环境外部成本没有内化，清洁能源环保价值未得到体现。

早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研究院与能源基金会曾联合发布报告显示，我国在煤炭开采、运输及使用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及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三个环节的外部成本分别为68元/吨、52元/吨、85元/吨，这些环境外部成本并没有充分体现在当前的煤炭价格中，与此同时，清洁能源的环保价值也未纳入价格，这导致价格信号的失真和价格机制的扭曲。

“在这种价格刺激下，我国煤电行业继续快速扩张，核电、风电、光伏等低碳清洁能源装机发电利用小时数持续下降，出现了弃风、弃光和弃核现象，能源结构转型面临逆向替代的可能。”贺禹表示，能源供给侧改革必须考虑环境成本在内，解决清洁能源上网难的问题。

贺禹表示，以英国为例，除给予核电基荷能源地位外，英国还出台了多项支持低碳电力改革的措施，包括引入碳排放价格底线制度，在碳市场上形成公平的碳价格，同时引入一个排放性能标准制度，为新建的化石燃料发电厂的碳排放数量给出清晰的管制信号。

贺禹称，国内应尽快建立碳定价机制和碳排放性能标准，还原煤炭利用的真实成本，建立公平的电价形成机制，充分考虑到核电等低碳清洁能源对环境的贡献，优先规划，优先调度，优先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