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 核电正逐步从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的阴霾中走出，多国已经或决定重启核电建设。对于兼具魔鬼与天使双重属性的“核”，人们历来谨慎行事，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防止放射性释放的途径和方法。核应急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保障手段之一。

　　作为核能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后一道关”，目前我国核应急整体情况如何，能否适应核能安全高效发展的要求，后续还将采取哪些措施进行改进和提升？

　　4月21日，来自国家相关政府机构、军队及科研院所以及各核电集团等核应急领域相关人士200余人，齐聚山城重庆，交流探讨核应急技术装备发展情况。这场国内首次以“核应急、供给侧、需求侧”为关键词的对话，分享了核应急方面技术装备研发及应用最新的实践成果，充分彰显了“一层两侧”（国家核应急管理部门、供给侧、需求侧）打造我国核应急“铁三角”的决心与信心，以确保铸就核安全的钢铁长城，助力我国核电安全高效发展。

　　构筑防线 纵深防御不懈怠

　　近年来，无论是《巴黎会议》制定的人类迈向“低碳排放的绿色未来”路线图，还是全球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都使核电成为了能源家族中的宠儿。

　　会上，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徐玉明在引用世界核协会（WNA）最近数据时指出，截至2016年1月1日，全球共有439台在运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超过382GWe，机组数量及装机容量与去年相比都已呈现小幅回升。而目前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韩国、俄罗斯，列居世界第四；核电发电量超过日本，列居全球第三。

　　随着核电的快速发展，核电的安全风险防范备受关注。“只有抓住安全这个关键，核电才能永葆活力。”核安全是核工业的生命线，也是核应急人的使命之所在。会上，国家核事故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核应急安全司司长姚斌就此表示：“我们唯一要思考的就是，当发生核事故时，核应急怎么办？”

　　在我国，核电厂按照“纵深防御”理念管控风险，设置了共五道防线来防止和杜绝放射性物质的大规模释放。第一道防线是保证设计、制造、建造、运行的质量，预防偏离正常运行。第二道防线是严格执行运行规程，遵守运行技术规范、及时监测和纠正偏差。第三道防线是自动启用电厂安全系统和保护系统，组织应急运行。第四道防线是启动事故处理规程，实施事故管理策略。第五道防线是，启动核事故应急体系，进行场外应急响应。

　　“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据到会嘉宾介绍，我国历来对核安全高度重视，采取了多种措施，特别是日本福岛核事故后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安全标准，实行最严格的安全监管，并贯穿到从核电设计、设备制造、建造到运行、维修、乏燃料管理、退役等每一个环节。国家相关部门、相关企业还认真研究日本福岛核事故的经验教训，对全国核电厂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综合安全检查，实施了多项核安全改进提升行动等。

　　作为核安全最后一道防线，我国核应急领域采取了哪些动作？

　　今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公开发布《中国的核应急》白皮书。会上，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国家国防科工局核应急安全司综合处处长宋功保就白皮书出台的背景、内容、意义等作了介绍。作为中国涉核领域的首部白皮书，它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中国核安全观等重要思想为指导，表明了中国始终把核安全放在和平利用核能事业首要位置，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将通过理念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不断强化国家核应急管理，把核应急水平提高至新的水平的态度和决心。

　　当然，除了在核安全方面向世界承诺外，我国还形成了有效应对核事故的国家核应急能力体系。据国家核应急响应技术支持中心副主任黄敏介绍说，我国通过法律制度保障、体制机制保障，建立健全国家核应急组织管理体系的同时也注重国家核应急技术支持体系建设，建设并保持了与核能事业安全高效发展相适应的国家核应急能力。

　　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4个国家核应急技术支持中心、6支应急救援分队以及11个核设施单位的核应急基础能力建设。国家核应急协调委依托现有能力基础组建了一支300多人的核应急救援队，主要承担复杂条件下重特大核事故突击抢险和紧急处置任务。我国还举行了“神盾—2009”“神盾—2015”国家、省、核设施营运单位三级联动、军地协同的国家核应急演习，以加强应急响应能力、协调联动能力等。

　　与此相适应， 核电站所在的各省也建立了省级核应急力量，包括专业支持能力和救援分队，基本满足了区域核应急准备与响应的需要。核设施运营单位所属的涉核集团之间也建立了核应急相互支援机制，形成了核应急资源储备和调配的支援能力。核设施运营单位也建立了核应急设施与组织力量，组建了事故控制、去污洗消等厂内核应急救援队伍。核应急演习已成为了核电厂的常规动作。

　　可见，作为我国核电安全高效发展的最后防线，核应急领域正按照“建体系”、“强能力”、“重实战”积极开展工作。

　　构建“一层两侧” 铁三角助力护航

　　“在各涉核集团相互支援总体架构下，跨核电集团的毗邻核电厂之间可实现直接相互支援，可在12小时内将首批救援力量输送至申请方指定区域。”中国广核集团公司核应急与救援中心主任黄辉章在大会交流介绍涉核集团间核应急支援与运行机制时如是说。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世界各核电国家均开展了涉核集团企业应急救援力量的建设以及核电厂核应急相互支援机制的建设工作，我国也不例外。按照“走快走实”、“走稳走强”两步走战略，经过近3年时间的建设，我国涉核集团核电厂核事故应急场内支援体系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涉核集团建立了集团间相互支援协作机制，各集团下属各邻近核电厂建立了就近快速相互支援机制。而且，各集团分别组建了集团级核事故应急支援队伍。各核电厂通过增加配置移动应急设备，具备了应对极端外部事件破坏以及机组事故的第一响应能力。

　　除涉核集团在核应急方面的积极进展让人欣慰，我国在核应急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据介绍，我国逐步完善了核应急技术体系，并开发了应急评价、应急监测、应急保护、去污洗消、医学救治等系统和设备。在核应急基础研究、应急评价模块、监测系统集成、防护与去污技术、医学救治技术等方面取得一批科技创新成果，部分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西南科技大学按照系统研发、演练、验证“三闭环”开展核应急机器人研制工作，研制的机器人已经成功处置两起卡源事件，获得了国家环保部等的高度评价。

　　通过大会嘉宾们的交流不难发现，我国核应急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体系，在核应急法律法规标准建设、体制机制建设、基础能力建设、专业人才培养、演习演练、公众沟通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核应急救援力量初具规模，核应急装备体系初步形成。但另一方面，要满足我国核工业发展的需求，确保核应急这道最后防线固若金汤，核应急技术装备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国家核应急管理部门、核设施营运单位、技术支持机构等还需要进一步沟通。

　　中核集团安全环保部主任张金涛就此在发言中提到，在核应急评价方面，我国需要加强核应急评价系统验证、响应模拟、防护系统和措施试验等能力；在核应急监测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核应急辐射监测装备研发能力和监测方法研究平台；核应急航测需要提升快速航测能力、航空大气采样快速分析能力；核应急医学救治方面需要提升放射损伤救治技术研究手段；还需要完善核设施营运单位、国家核应急管理部门、技术支持机构的信息实时传输和数据交互系统等。

　　重庆军工产业集团总经理邓华民也表达了类似的诉求——在理念创新上，科研单位要加强与用户之间的双向互动，以“需求牵引”推动装备发展，从“技术推动”向“需求牵引”转变。核应急装备研制应注重军民融合，协调运用多种平台，建立实现陆、海、空三维立体监测网络。在技术创新方面，装备研制单位、工业制造部门和用户必须相互协同，将“复杂装备”转化为“智能装备”等。在管理创新上，装备研制单位和核应急装备制造企业应参与到核应急演练，与装备使用方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有利于核应急装备的发展。

　　嘉宾们关于核应急装备技术发展供给侧、需求侧加强互动与合作的表述，正好道出了此次交流会的初衷。姚斌在作会议总结时指出，这次会议不仅是一次交流，更重要的是拓展和深化了“一层两侧”就如何做好核应急技术装备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他在会上发出倡议，希望我国核应急领域搭建一个“一层两侧”平台网，需求侧与供给侧能够充分对接交流，形成共识，学习研究掌握核能发展的大趋势，掌握核事故本身的规律、核事故应急规律，做到真正会应急。

　　“发展核能事业不停步，核应急工作就不停止。”不难预想，通过构建一个有效应急合作平台，我国核应急领域“一层两侧”必然形成铁三角，稳定发展，形成核应急整体合力，共筑核安全纵深防御底线，实现全国范围内核电厂核事故应急能力共建和应急资源共享的目标，为核能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