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仍有待改善，经济发展中的“三重风险”值得关注。为应对上述风险挑战，我国财政、货币、产业等各类政策将持续发力和加强配合，在内需支撑不断增强、外需出口小幅改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等因素带动下，经济有望进一步企稳回升。
2023年前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全球经济总体疲软，主要经济体分化加剧
2023年前三季度，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凸显，IMF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从2022年的3.5%放缓至2023年的3.0%，低于2000—2019年3.8%的历史平均水平。在全球产业链调整、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事件长期影响下，叠加紧缩货币政策、债务风险上升等周期性因素，主要大型经济体经济周期分化持续加剧，美国经济表现出较好韧性，我国经济底部回升，欧洲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全球通胀压力依然较大，当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最高利率水平持平，虽然加息步伐已经放缓，但高利率或将保持较长时间；欧洲核心物价指数和服务价格指数等黏性较强，欧洲央行面临经济衰退与通胀高企之间的权衡选择。
我国经济向潜在增速回归，回升态势更趋明显
我国经济进入趋势性恢复的轨道，总体上持续恢复向好，2023年第三季度GDP增长4.9%，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基础。大量的学术研究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中枢为5.5%左右，从2020—2022年4.5%的年均增速到2023年前三季度增长5.2%，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向潜在增长水平回归。
特征一：我国经济恢复进程与主要经济体表现出明显的周期错位。
我国经济从2023年正式开启修复，比欧美等国晚了2年左右，经济恢复周期的错位导致了通胀错位和利率错位。通胀方面，美国核心CPI同比增速自2021年上半年走高以来，曾一度达到6.6%、为近40年高点，目前通胀压力虽有所缓解（10月核心CPI同比增长4.0%），但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而我国核心CPI同比增速已连续18个月维持在1.0%及以下。货币政策方面，本轮紧缩周期美联储共加息11次，目前利率仍保持在高位，而国内持续稳固对实体经济的货币信贷支持，利率处于较低水平，与美国出现利率倒挂且利差持续走阔。
特征二：经济复苏状态有所反复，过程依然曲折。
后疫情时代的复苏与以往常态化、周期性复苏存在差异，本轮复苏需经历社会秩序与交易修复阶段、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常态化扩展阶段等三个不同阶段，当前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换的关键期，用时较长且波动性加大。2023年以来，我国经济第一季度环比增长2.3%，但第二季度环比增速显著下降至0.5%，第三季度环比再度回升至1.3%，波动率较疫情前明显上涨。在三季度经济数据好转的情况下，10月我国制造业PMI、CPI同比增速等数据再度走弱，民间投资占比较低、企业部门现金流不足、外资信心有待提振等问题依然存在，表明我国经济在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的基础上，仍然面临不平衡不充分不牢固的问题。
特征三：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导，有效对冲外需收缩压力。
目前，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连续三个季度为负，外需在我国需求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前三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到113%，为近5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居民消费在假日经济带动下补偿性释放，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3.2%，拉动GDP增长4.4个百分点；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形成支撑，财政稳增长力度加大带动基建投资提速，装备制造业高景气增强制造业投资韧性，房地产投资持续磨底对固定资产投资额形成拖累。
特征四：经济结构有所变化，新动能替代效应增强。
地产链和出口支撑的工业需求结构逐渐改变，新动能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前三季度，我国房地产投资、房屋新开工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面积分别累计同比下降9.1%、23.4%和7.5%，出口累计同比下降5.6%，但同期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新经济领域投资和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3%，连续36个月维持两位数增长；智能工厂建设规模扩大和水平不断提升，全国已建设近8000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新动能领域产品生产势头良好，太阳能电池、充电桩产量分别增长63.2%、34.2%。
2024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及需要关注的问题
全球经济将延续疲软态势，2024年下半年或将迎来美欧货币政策转向
由于美国经济韧性以及我国经济转好，全球经济短期陷入严重衰退的概率不大，但受加息的紧缩效应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2024年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仍将延续疲软态势。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工业生产仍不够活跃，服务业消费对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带动作用略有弱化，地缘冲突仍有上升风险，出口和投资对全球经济带动不足。新兴国家面临利率上升、本币疲软、出口增长乏力等问题，可能使日益沉重的偿债负担转变为真实的发展危机。另一方面，经历近两年的激进加息，欧美央行紧缩货币政策进入尾声，并可能在2024年迎来政策转向。2024年美联储的首要目标是引导经济软着陆，为降低衰退风险，或将提高通胀容忍度。CME（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相关数据显示，美联储大概率在2024年下半年经济转弱、通胀风险相对可控之时转向降息，而经济已经陷入浅衰退的欧洲或比美国更早开启降息周期。欧美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将给中国的利差、汇率和政策再宽松提供窗口。对于中美关系，2024年大选年份下，中美或将迎来缓和窗口期，尤其在经贸领域将增加更多合作机会，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
需要关注的三个经济问题
挑战一：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一是全球经济活力不足的风险。全球货币过快收紧导致高利率对经济活动的拖累加速显现，前期支撑主要经济体复苏的投资动力、超额储蓄带来的消费动力都面临后劲乏力问题。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的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2.9%，低于2022年0.5个百分点，低于2023年预测值0.1个百分点。二是资金外流风险。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全球利率上升的背景下，海外企业对进入中国市场存在一些顾虑，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遇到挑战，第三季度我国直接投资负债减少118亿美元，是自1998年有记录以来首次录得负值。三是外部打压风险。目前中美关系出现改善信号，但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美国“小院高墙”科技政策的全面化和系统化特征日益凸显，其在国际组织和规则方面拆解传统多边贸易体制政策等手段，也将对全球经贸的良性发展形成干扰。
挑战二：宏观数据与微观主体之间仍然存在“温差”。
一是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并未完全消失，影响家庭和企业消费投资信心、风险承担意愿和能力。全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位于20年来的低点，9月仅为87.2，比2019年同期大幅下降36.9。10月中国企业投资前瞻指数为53.9，较上月下降3.7，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截至2023年10月底，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已连续6个月负增长，民营经济信心有待提振。二是收入、就业等直接关系个人获得感的指标依然有改善空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为4.7%、低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劳动力市场存在“求职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问题，青年人群就业情况依然严峻。三是调结构促转型的政策从相关产业覆盖到其他行业，并惠及个人微观感受仍然需要较长过程。
挑战三：经济发展中的三重风险仍需关注。
一是中小银行风险依然存在。我国中小银行存在“量多质弱”的特点，盈利能力和风险抵补能力普遍较弱。截至2023年6月末，我国中小银行机构数量占比约九成，但资产占比不足三成；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0%和3.25%，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62%。二是要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外溢。尽管当前多项政策调整有利于房地产市场，但部分开发企业长期“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经营，流动性风险和资金链压力不容忽视，同时房地产市场需求脉冲式回暖，可持续性也有待增强。三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大。2023年、2024年为城投债到期高峰，在债券到期规模增加、再融资难度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减弱等背景下，弱资质区域的尾部城投风险仍需关注。
2024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2024年，我国经济发展仍将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但经济发展主流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货币政策有望保持适度稳健宽松，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内需拉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外需可能小幅改善，预计经济将进一步企稳回升。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联动，形成合力稳增长
货币政策有望维持稳健宽松。美联储加息操作进入尾声，基准利率不具备大幅度上行的空间，人民币汇率压力逐渐缓和，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打开空间。同时，内部需求不足和房地产链条收缩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扰动仍未完全出清，货币政策仍可能进一步发力护航宽信用和稳增长。财政政策将发力加码。2023年四季度，我国已提前筹备2024年初的财政资金，1万亿元特别国债和提前下达新增地方债限额都有效稳定预期、提振信心。预计财政政策发力的主要方向包括基建投资、城中村改造、地方化债、民生保障、产业升级等，其中基建投资和城中村改造的推进将对冲房地产投资下行的风险；地方化债则有利于修复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进而带动企业和居民部门现金流改善；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等则将通过减税降费、个税优化、加大转移支付等手段实现，为扩大内需提供支撑。
内需支撑作用将有所增强，经济有望企稳回升
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数据转好，表明7月中央政治局的决策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政策着力点和实施路径具有合理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第四季度只要增长4.4%以上，就可以保障完成全年5%左右的预期目标。2024年，前期出台的一系列稳经济政策将持续显效，后续根据形势变化有针对性的储备性政策有望及时出台实施，我国经济将在政策支持下继续回升向好。一是居民消费有望回归常态化增长水平。考虑经济恢复、收入结构改善、消费信心回升、前期超额储蓄支撑等因素，消费潜力有望持续深度释放。餐饮娱乐、旅游出行等服务消费在新一代年轻消费群体崛起、供给品质提升与创新等供需两端共同作用下，或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二是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将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支撑。2024年财政政策仍将积极发力，专项债规模有望保持稳定，增发1万亿元国债有5000亿元将结转2024年使用，增加2024年可用于基建的资金。制造业投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融资成本回落、工业库存走低、企业盈利改善等因素推动下，有望保持温和增长。但是，2024年仍是房地产行业新旧模式转换的筑底期，房企资金链紧张下拿地需求可能继续下降，受此影响新开工面积增速或将进一步回落，房地产投资仍可能对整体投资形成拖累。
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2022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已提高到60%以上，创新支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一是科技创新将继续在新质生产力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我国将持续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挥科技创新的牵引作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创新体系和产业集群，发展新质生产力，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2023年以来，多部门出台一揽子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企业在优布局、上规模、提水平上持续发力。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正深化转型升级、加大资源投入、强化创新支撑，致力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形成体系化布局。2024年，国资央企将继续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持续快速的高技术投入以及新发展格局所产生的新布局，特别是国产替代效应将产生系统性效果，有望持续、全面地为经济发展赋能。
全球贸易量有所改善，我国出口增速或将微增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2024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3.3%，较2023年全年贸易量增速的预测值提高2.5个百分点。我国出口增速或将小幅微增。一是发达国家控制通货膨胀率的诉求可能强化，其制造业回流、减少进口的政策面临短期压力，或将增大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新兴市场国家是我国出口的重要新兴增长点，我国与东盟、中亚五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增速已高于外贸整体增速，产业互补性优势更加凸显。二是机电产品占我国出口近六成比例，目前全球消费电子、半导体等相关品类销售数据已经出现筑底回升态势，预计2024年表现相对积极，大概率将有效带动我国出口增长。三是全球能源转型的迫切压力和各国碳中和进程的持续推进，有望维持我国新能源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能源领域产品保持较高成长性，有力支撑出口增速转正。
供需共同改善下，价格指数可能小幅回升
需求回暖或将带动CPI温和回升。2022年以来，由于收入预期不稳定、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增加、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居民消费增长明显放缓，核心CPI同比增速持续位于低位。2024年，伴随居民消费的进一步回暖，叠加猪价企稳向上，CPI仍有一定回升空间。稳增长政策发力或将带动PPI上行。受国际油价上涨、上游原材料低位补库驱动、需求边际企稳等因素提振，2023年7月以来PPI同比触底回升。2024年，平急两用、城市更新、产业基础再造等一系列抓手有望带动工业品需求回暖，同时国内库存周期已经触底回升，进入主动补库阶段，或将对工业原材料价格形成支撑，PPI增速有望实现转正。
来源：PV-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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