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其中，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发展新型储能。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分析，我国双碳领域的发展状况令人鼓舞，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正在蓬勃发展，更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环保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议题在今天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重要性”，林伯强认为，通过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和应用加强碳足迹管理和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我国不仅可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还可以为全球环保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具体到新型储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能建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海良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分析称，新型储能是构建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的颠覆性技术，将有力支撑未来能源电力发展。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双碳战略不仅对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体现了我国作为全球环保大国的责任与担当。这一战略不仅关乎国内的环境保护，更在国际社会中展示了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其中，碳排放作为双碳战略中的核心要素，其管理和控制对于实现减排目标至关重要。
碳足迹管理体系正在建立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能力，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
徐洪才以汽车行业举例称，碳足迹排放管理对汽车行业有着显著的影响。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降低碳排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汽车行业的重要趋势。碳足迹排放管理可以帮助汽车企业更好地了解其产品在生产、使用和废弃过程中的碳排放情况，从而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减排策略。
然而，徐洪才也表示，目前在汽车行业应用碳足迹排放管理还存在一些困难。汽车产品的碳足迹涉及多个环节和多个领域，如原材料生产、零部件制造、整车生产、销售和使用等。由于数据统计基础薄弱，很难获取全面、准确的数据来支持碳足迹的核算和管理。
汽车产业链涉及多个环节和多个企业，实现碳足迹排放管理需要全产业链的协同合作。然而，由于不同企业的减排目标、技术水平和经济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实现产业链协同的难度较大。
陆地上跑的汽车要进行碳足迹管理，海洋上的碳也是如此。
中海油数据显示，沿海地区工业密集、碳排放集中，因就近陆地封存受人口密集带来的二氧化碳泄漏安全隐患影响，离岸实施海底封存成为主流趋势。
“相比于陆地封存，海底封存安全风险更低、减碳潜力更大，未来将是助力中国沿海地区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措施”，全国政协委员、中海油董事长汪东进表示。
汪东进认为，可以将海底二氧化碳封存作为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战略举措，系统性开展工程示范和产业化发展的顶层设计。
汪东进认为，可以研究设立海底二氧化碳封存科技重大专项，为产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优选源汇匹配较好的区域开展百万吨级以上的全流程工程示范;依托工程示范建立健全封存矿权、项目监管、碳减排核证及碳市场抵扣等相关制度。
谈到碳足迹管理体系，林伯强提醒，电力市场改革和碳市场建设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加速。这些领域的改革不仅关乎到双碳目标的实现，更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这些改革目标，我们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市场引导，以推动相关领域的快速发展。
林伯强表示，在双碳领域的发展中，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过去，我国的碳交易主要集中在电力板块，这显然是不够的。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核算碳排放量并推动碳交易的发展，我国需要将碳足迹管理体系扩展到所有相关板块。这不仅可以提高碳交易的透明度和公平性，还可以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以便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双碳政策。
他表示，电力板块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实施碳足迹管理的重点领域。然而，其他板块同样也需要深入实施碳足迹管理。这需要我国加强研究和探索，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和需求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和标准。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和技术手段来推动我国的双碳事业发展。
对于未来，林伯强认为我国需要不断扩大碳交易市场规模并加速市场化进程以降低碳排放成本。这不仅可以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和应用，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经济激励来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同时考虑到欧盟即将实施的碳边际调节税等国际贸易政策我国实行碳交易具有紧迫性需要尽快完善相关政策和市场机制以应对外部压力和挑战。
新型储能首次被写入报告 成本问题是关键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发展新型储能，促进绿电使用和国际互认，发挥煤炭、煤电兜底作用，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用能需求。
记者注意到，近十多年，国内的新能源发电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23年底，风光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0.5亿千瓦，同比增长38.6%，占国内发电总装机容量的36%。伴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增长，其间歇性、波动性对电网的安全影响越来越大，源、网侧对储能的需求由此而生。
回顾2023年，林伯强表示，在风电和光伏这两个领域，近几年来的增长速度令人瞩目。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崛起不仅为我国提供了清洁、可持续的能源，同时也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除了风电和光伏，其他与双碳相关的领域也在稳步增长，显示出我国对于实现双碳目标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林伯强提醒称，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过程中，我国确实还面临一些挑战。例如，目前风光、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领域存在过剩的情况。
此外，储能技术的成本仍然较高，新型储能成本在某些情况下高于火电，出于经济考虑，火电仍然还是储能的主力军，起着支撑作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加大对储能技术的研发和投资力度，以降低其成本并提高性能。
作为企业家，宋海良也提醒，新型储能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存在调度利用水平偏低、安全性有待加强等问题。
他认为，未来我国还要加强新型储能统一规划，以系统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统筹做好新型储能与其他调节性支撑性资源的优化配置，按需发展多元化储能技术路线，优化应用场景、发展规模、布局及时序，同步建立常态化的评估机制和重大项目跟踪监测机制。
另一方面，还要加快出台适应新型储能发展的容量电价机制，充分考虑合理容量需求、价格可承受上限、电价疏导渠道等因素，研究采用竞价等市场化方式进行容量分配并形成容量价格。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认为，由于储能系统本身并不产生电量，并且充放的度电成本高于新能源发电成本，用储能系统来解决弃风弃光的问题经济性差，对于新能源发电企业来说配储就是成本项，因此新能源对储能设备的选择就是低成本而非高质量。
他进一步说明，为了降低成本追求低价储能，使储能没有体现出技术本身的真正价值，反而造成了大量的低价低质量储能过剩、储能利用率不高、调度可靠性差等问题。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电网对于新能源配储电站调用率低。
他认为，我国可以探索建立容量市场。从国家层面应对各类容量资源进行统筹推进，建立“同工同酬、同质同价”的电价机制，应研究新型储能的容量电价机制，通过合理的成本疏导，补偿新型储能容量成本。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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