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创造的需求导致化石能源消费量快速增长。1860年至2010年，全球煤炭产量由1.31亿吨标准煤增长至56.15亿吨标准煤;2015年全球能源消费量接近137亿吨标准煤，其中化石能源占85%。而截至今年2月，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402.59ppm，而工业革命前的浓度大约为280ppm，增加了将近50%。其中增加的100ppm主要来自人为消费的化石能源燃烧所导致，这部分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3110亿吨。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气候变化的双重约束，世界各国都将能源的清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作为能源转型的目标。对于我国来说，由于环境和资源的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必然也向低碳、清洁和高效转型，但在转型的过程中仍暴露出一些问题。201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为11.4%，仅比2014年提高了0.3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化石能源价格普遍下跌挤占了清洁能源的需求，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由最高每桶100美元左右跌至50美元以下，我国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自2014年开始已累计下跌100元/吨以上;其次，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增长速度放缓导致电力需求不足，2015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仅增长1%，远低于近10年平均1.9%的增长速度;最后，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存在间歇性发电的特点，风光发电时一般需要建设配电来调峰，平均每一度风电或光伏发电需要配两度的火力发电，这对于电力产业来说极易造成整体电力过甚。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能源转型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一次能源消费中非化石能源占比较小，转型方式主要依靠政策驱动和大量补贴，可再生能源消纳方式还不发达，不具备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然而，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能源，在面对化石能源的竞争时，如何创造有利于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环境是当务之急。
纵观欧美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的历程，它经历了从分布式供电到集中式供电，又到分布式供电方式的演变。造成这种现象不仅是由于生活水平的需求，而且是集中式供电方式自身固有的缺陷造成的：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中51.33%用于集中发电、供热，由于利用效率比较低，导致单位GDP能耗下降缓慢的同时产生较多温室气体排放;集中式供电对于需求侧变化的响应迟钝，因此在电力短缺或者供热不足的时候难以及时调整，导致居民生活质量下降;此外，我国幅员辽阔，资源富藏地区与主要消费地区严重逆向分布，对于西部等偏远、落后地区而言，由于其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全国范围内密集、稳定的集中式电网系统需要很长时间和巨额的投资。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时期，但是环境容量极其有限。如何在有限的环境容量下，减少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是我国能源工业能否持续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丹麦是能源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1990年以来GDP增长近40%，国内能源消费量却下降了7%，碳排放量减少30%以上。相关数据显示，丹麦2014年非水可再生能源占发电量的50%，且主要来自于风电。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可再生能源不仅对丹麦电力系统冲击极小，甚至几乎没有弃风现象发生，这主要得益于发达的调峰能力。丹麦对于可再生能源的调峰主要依靠两种手段，其一为发达的欧洲电网给丹麦提供了稳定的供销渠道，其二就是强大的储能手段的运用。丹麦境内有670座热电联产机组，这些机组中集中式和分布式各占一半。无论是集中式还是分散式，机组都具有强大的储能设备，这样就意味着在电能和热能供大于求时，可以将多余的能量储存起来，用于供小于求时的发电和供热。丹麦电力供应中有50%的电力、70%的区域供热来自于热电联产机组，每年减少能源消耗量高达11%。
从丹麦等欧美发达国家的能源转型历程可以看出，在供应侧技术相对成熟的情况下，从需求侧角度出发，将分布式能源与储能技术相结合，不仅起到了节能降耗、调频调峰的作用，更是发展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最佳解决方案。
由此看来，发展可再生能源仅仅依靠政府补贴、大规模集中建设和增强政策刺激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用户侧的储能技术和灵活高效的分布式机组的利用，创造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环境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我国能源转型的思路不能停留在初级阶段，必须针对目前的困境及时调整，能源转型方式不仅是从高碳向低碳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是从向分布式与集中式结合的转型、向多元智能化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