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28拉开大幕 全球能源安全与转型之间将如何平衡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届缔约方会议(COP28)于2023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在阿联酋迪拜举行。在经历过史上最热的夏季后，全球面临的极端天气灾害以及气候变化风险更加凸显。COP28是推动全球气候行动的关键时刻。本次大会的一项重要议题是“全球盘点”，各缔约方将对全球落实《巴黎协定》的进展与差距进行盘点，这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现实检验。

　　在本次大会上，制定减排方案，减少石油及煤炭等化石燃料生产，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等能源议题也是讨论的重点。各方也期待在COP28上可以取得更多的共识和成果，共同行动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并且保障能源安全。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如何推进能源转型以及减排的问题上，以沙特为代表的主要产油国，以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主要国际机构存在明显分歧。全球能源转型之路注定将不会平坦。

全球气温升高短暂突破2摄氏度

　　控温一直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和目标。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要实现该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今年全球经历了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季，并且全球气温仍在以超越历史记录的速度迅速上升。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的分析显示，今年10月份全球平均气温比2019年创下的前一个纪录高0.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气温高0.85摄氏度，比1850年至1900年工业化前的估计气温高1.7摄氏度。

　　根据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各国要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的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尽量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而在11月17日，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全球平均气温首次比西方工业革命以前高出2摄氏度以上，超越了控温目标的临界值。

　　虽然只是一次短暂的气温升高，但这给全球都敲响了警钟：控温行动变得更加紧急。一旦气温升高突破2摄氏度的临界值，全球气候危机或将向着难以控制的局面持续恶化。世界气象组织在COP28开幕前夕发布的《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指出，2023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摄氏度。过去的9年(2015年至2023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年。

　　从当前的情况看，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导致今年气温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世界气象组织11月初指出，预计当前的厄尔尼诺事件将至少持续到2024年4月。在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下，陆地和海洋的温度或将进一步升高。

　　另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日前，国际能源署(IE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在合作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基于国际能源署更新的净零路线，甲烷减排可能有近一半需要来自于化石燃料作业;快速减少来自化石燃料的甲烷排放，可以到本世纪中叶最高避免全球升温0.1摄氏度，这比立即让世界上所有汽车和卡车停止上路所产生的排放影响还要大。

　　甲烷是一种强大的温室气体，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温上升有30%左右来自于此。同时，甲烷也是引发全球变暖的第二大因素，仅次于二氧化碳。而全球一半以上的甲烷排放来自三个部门的人类活动：农业、废物和化石燃料。因此，必须在推进整个能源系统脱碳的同时，做出具有决断力和深远意义的努力，以减少化石燃料生产与使用中的甲烷排放，只有这样才能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化石燃料生产国加速绿色转型

　　今年的COP28举办地设在了化石燃料生产及出口大国阿联酋，这曾遭到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对和诟病。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东化石能源大国开始布局清洁能源产业。其中，COP28主办国阿联酋也在能源多元化以及绿色经济发展方面花费了更多的力气。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COP28举办地的阿联酋是世界上重要的化石燃料生产和出口国之一，2022年阿联酋石油产量位居世界第七、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六。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被任命为本届缔约方大会的主席，并曾表示“在建立起新的清洁能源系统之前，不能立刻切断已有的能源系统”，这些因素遭到了部分环保人士和一些支持加快抛弃化石燃料的政府的批评和担忧。但事实上，阿联酋和一些中东国家正在积极布局清洁能源产业，核心定位在于如何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具体而言，首先，产业结构和气候变化从客观上要求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寻求转型。阿联酋早在2017年就提出《国家能源战略2050》并计划到2050年实现能源结构中的44%为可再生能源，布局电动汽车产业和市场，并且是首个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中东国家。阿联酋和一些中东国家早就有寻求产业转型的目标或规划，以实现摆脱主要依赖于化石能源出口产业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产业多元化水平。同时，在全球能源清洁化的趋势下，阿联酋需要在全球步入零碳的进程中寻求主动性，避免陷入被动，比如大力投资绿氢。

　　另一方面，中东地区的国家受地理位置影响，客观上也需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除能源和产业转型议题以外，气候问题也是其必须克服的重要挑战。阿联酋等国处在炎热干旱地区，如不主动开展气候治理相关的投资，则需要额外付出更多成本以提升气候韧性，以应对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的影响。

　　“全球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包含碳减排，也需要考虑包容性的全球发展和共同进步。国际上对阿联酋举办气候大会的争议其实不无道理，因为化石燃料产业关乎中东国家的当前利益，不少国际人士担忧阿联酋缺乏碳减排和能源转型的行动力，不符合他们对气候大会的预期。但从客观上来看，国际社会有必要了解中东国家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的需求和诉求，在保障全球能源安全、兼顾各方公平利益的基础上寻求互利共赢的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模式。”刘锦涛表示。

全球能源转型“双车道”前进

　　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包括沙特以及阿联酋等化石能源大国也已经开始增加清洁能源的投资以及利用。但这是否意味着要彻底抛弃化石能源的投资与使用?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欧洲经历一轮严峻的能源短缺。作为推动清洁能源使用先锋的欧洲，仍无法完全利用清洁能源满足自身能源需求，进而引发了能源安全问题。

　　近期，沙特等石油大国表示要增加化石能源投资，否则将威胁全球能源安全。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多次强调，全球化石燃料时代已经走向终点。如何平衡全球能源绿色转型与能源安全是个重要课题。

　　IEA在最新发布的2023《世界能源展望》中指出，俄乌冲突发生后，中东局势的不稳定可能导致能源市场和价格的进一步破坏。这再次凸显了化石燃料时代的脆弱性，以及转向更可持续的能源系统对能源安全和排放的好处。尽管在一些市场，清洁能源项目正面临成本通胀、供应链瓶颈和借贷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但清洁能源是全球能源投资中最具活力的方面。在所有情境下，清洁能源经济背后的势头都足以使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在本十年达到峰值，尽管峰值后的下降速度差异很大。

　　而在刘锦涛看来，化石燃料时代已经走向终点的观念不够全面，其实应该是化石燃料正在走向被替代。虽然化石燃料有在不断减少利用的趋势，但当下从全球能源需求与能源安全角度来考虑，仍有几十年的过渡期。

　　具体而言，首先，在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新增化石能源相关的产业投资可以逐渐减少，但不能迅速完全抛弃现有的化石能源产业，否则会在短期造成两大影响：一是会直接影响全球能源安全局势，例如前年欧洲因天然气进口不足从而出现了区域性的能源危机。二是化石燃料产业发生“资产搁浅”会导致其产能不足和供给弹性低，会引发其他的经济和金融风险，甚至通货膨胀。

　　其次，清洁能源投资还不具备完全替代化石燃料的条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和对应的产业与投资模式还没有完全建成，需要更为成熟和覆盖范围更大的电站、清洁电网等系统，同时要与之匹配的金融工具和服务，以及足够的民间投资。二是清洁能源本身存在季节性、周期性和不确定性，稳定性不如化石燃料是清洁能源本身明显的局限性，至少未来一段时间的过渡期内仍需要通过一定规模的化石燃料提供能源安全保障。三是储能技术和远距离输电技术还未出现跨越式的颠覆性突破，这虽然有助于弥补清洁能源的缺陷和不足，但不能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技术突破上，需要做好能源安全防范。

　　而从逐步实现能源转型的角度看，明晟(MSCI)可持续发展中心相关人士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谨慎地逐步淘汰燃煤电厂(MPO)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对亚太区尤为重要，因为亚太区目前的煤炭发电量占全球发电量的78%，亦占全球计划扩建燃煤电厂的96%。

　　MSCI 可持续发展中心分析显示，MPO作为广泛能源行业转型计划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贡献。MPO的实施可帮助市场参与者实现其气候承诺，而有序的MPO有助某些市场完全避免因使用燃煤发电而消耗超过它们在全球碳预算中所占的份额。即使实施了最有序的 MPO，其它市场也需要寻找更多方法减少燃煤排放以达到净零。

　　“为更好地实现全球能源安全与转型，应兼顾工业生产和碳减排、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能源清洁化和能源安全。能源转型应该是化石燃料被逐步替代的过程，在较长时间内不断提升清洁能源在能源需求增量中的占比，而非简单的存量置换。可持续的能源体系不应该是单一的，而应该在保障绿色可循环的同时注重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刘锦涛说。

　加大力度缩小全球气候适应投融资缺

　　要在实际行动上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气候适应相关的投融资缺口依然较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3年适应差距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按照估算，预计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成本在本10年间为每年2150亿美元，到2050年将大幅增加。根据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和国家适应计划的推算，落实国内适应工作重点所需的适应资金估计为每年3870亿美元。然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及双边公共适应资金在2021年减少了15%，降至210亿美元。

　　与此同时，《报告》指出，在过去20年间，仅55个最易受气候影响的经济体就遭受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损失和损害。此类损失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急剧上升，特别是在缺乏有力的减缓和适应措施的情况下。但有研究表明，每投入10亿美元用于适应沿海洪水，就能减少14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每年为农业投资160亿美元，就能让约7800万人避免因为气候影响而忍饥挨饿，或遭受长期饥饿。

　　衡量实现《巴黎协定》中关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气候融资目标的进展，以及调整现有计划，是解决气候难题的关键部分，这也是COP28更为重要的目标。在COP28首日，各国代表就“损失与损害”基金协议达成一致，这为COP28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政府对化石燃料行业的暴利征税，并将其中一些资金用于遭受气候危机损失和损害的国家。“化石燃料大亨及其促成者是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帮凶，他们对于支持那些因此受苦的人责无旁贷”。

　　为解决投融资问题，刘锦涛表示，首先，从国际层面来看，气候治理作为一项全球性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阶段不同，面临的挑战不同，承担的责任也不同，应当进一步完善发达国家资金援助的监督机制。据联合国估计，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成本在2030年前为每年2150亿美元，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及双边公共适应资金在2021年减少了15%，降至210亿美元，年缺口近2000亿美元。发达国家承诺提供的每年1000亿美元资金一直未能完全落实到位，需要在每年的气候大会上审核发达国家的履约情况，并探讨新的援助方案。

　　其次，需要建立气候适应与投融资项目的评估机制，形成国际性的气候适应投资框架，降低不同国家之间的资金流动门槛，部分国家可以引入适当的激励措施，将市场开放、税收优惠等政策与气候投融资国际合作进行挂钩，同时鼓励本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社会责任投资支持气候适应项目，增加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

　　最后，高排放行业目前需要尽快建立起有效的转型机制，一是以《巴黎协定》的共同目标为基础，进行行业分解，建立与全球气候适应目标相一致、且过程兼容的企业转型方案;二是区分“浅绿”和“深绿”在气候适应转型过程中的区别，仅以简单包装所实现的“浅绿”不能作为转型实现的依据，转型应当强调一个持续的转绿过程，并需要建立量化与评估标准，用以进一步实现与转型资金的挂钩;三是强化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在高排放行业的普及性与普适性。

　　来源：金融时报客户端 记者：刘燕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