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发展应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刘吉臻

  中国电力报:作为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请谈一下40年间电力工业取得的成就。

  刘吉臻: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电力工业取得了开天辟地的成就。40年前,全国电力装机仅有5700多万千瓦,而现在已经超过17亿千瓦,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电力大国。40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时,怎么也不敢想中国电力能如此快速的发展。

  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工业的粮食。没有电,工业就没有办法运转。改革开放初期,电力非常短缺,“电荒”、拉闸限电曾一度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经历了一段艰苦的电力建设历程,来弥补我国电力不足的情况。

  电力建设是非常艰苦,甚至是危险的。比如水电站现在看是美丽的风景,但当年要在崇山峻岭中挖山洞、拦河筑坝。20世纪70年代,我们制造出了12.5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后来,短短30多年,我们就先后生产出20万千瓦、30万千瓦、60万千瓦、100万千瓦等几代机组,目前百万千瓦机组已成为火电的主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现在我国已具备了年1亿千瓦的电力装备自造能力,大容量的火力发电机组实现自主化,世界最大容量的水电装备实现自主化,以“华龙一号”为代表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实现自主化,交直流特高压输电技术、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控制技术以及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制造技术等都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现在不只是电力大国,还是电力强国。

  中国电力报:未来我国电力工业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刘吉臻:我国电力工业发展还存在一些“卡脖子”的问题,如高电压大功率的电力电子器件现在还主要依赖进口。一些关键电力装备,例如特高压直流工程变压器里的核心部件套管还是采用国外设备。

  电力是重要基础性行业,要避免“卡脖子”问题,就要进行核心技术的突破,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谈今天的巨大成就,不应该孤芳自赏,掩盖不足,而是要更加清醒地看到所面临的很多短板、危机,要更加努力地把这些事情都解决好。

  中国电力报:如何解决我国能源目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刘吉臻:解决能源问题应该使能源回归它的本义。解决能源问题的措施非常多,比如京津冀冬季供暖的能源解决方案可以有许多种,可以用煤,可以煤改气,也可以电能替代。究竟什么方式是最好的呢?我认为首先要考虑就地取材。古人有句话,叫“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大流通给人类带来多彩生活的同时,也会产生巨大的灾难,比如交通堵塞、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从系统论来讲,任何一个大系统解决的办法就是两条,一是区域自治,二是全局协调。因此,能源系统不能忽略区域的概念,能源要先在区域范围内基本解决,这样既安全又经济,实在不行再进行流通。

  我认为解决能源问题要集中式生产供应与分布式生产供应相结合。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资源特点,比如东北地区,有大面积的土地用于农作物生产,产生了大量的秸秆,还有大面积的森林,人口密度也较低,具有发展生物质能源的优势。对于自然界赋予人类的资源应该充分利用,应该优先使用就近的、绿色的能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走向未来。

  中国电力报: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怎样看待火电的灵活性改造?

  刘吉臻:新常态下我国电力需求增速明显放缓,正在向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灵活智能的现代电力工业体系转变。低碳化已成为能源转型的重大战略目标,大幅度提升新能源比重是能源转型发展的关键。

  在发展新能源的过程中,新能源与传统能源需要协同,即多能源互补,这是能源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大规模发展新能源就需要大量可调可控的能源与之匹配。在现阶段,根据中国的国情,自然就想到让火电承担为新能源平抑波动性的作用。2016年国家启动了第一批火电灵活性改造试点,到现在,火电灵活性调峰成为了降低弃风弃光率的最现实有效手段。

  作为火电来讲,灵活性必然带来火电机组效率、环保、设备寿命的损耗,在经济效益方面要付出代价,但收益则是弃风、弃光问题得到缓解。火电灵活性改造不宜“一刀切”,因为并非所有机组都适合进行深度调峰,不同机组的调节方式也应进行区别。

  把火电机组分成3个类型,第一类是国家投以巨资建成的新的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力争让它满负荷。这些机组满负荷时煤耗只有每千瓦时270克左右,而如果半负荷就进入310克煤耗的亚临界状态;同时,环保排放在额定情况下近零排放,而降负荷之后污染物排放又增加了。第二类是已经运行了20年左右、容量60万千瓦左右的亚临界机组,让这些机组承担深度灵活性改造的重任。第三类是30万及以下机组,也不要一关了之,可以改造成具有两班制运行、一天内能够多次启停的机组,根据区域电网负荷需求,实现启停式调峰。

  中国电力报:怎么看待现在的电力结构性过剩问题?

  刘吉臻:我认为能源供应的适度过剩是正常现象,产能对电力保障供给的条件应该有一定的余量。我们今天不缺电了,许多人就忘记我们曾经历的艰辛历程。其实,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

  能源革命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要遵循事物发展规律。根据以往数据,我国的人均用电量连年增长,未来的能源需求也将是持续增长的,所以现在研究用电量变化的规律性尤为重要,对于目前尚在运行周期的火电机组不能随意处置,要把握整个能源转型发展中的科学发展问题。

  从国家能源战略上研究,能源作为系统工程,要合理考虑各类能源的组合。能源革命就是绿色的新能源的比重在增长,而传统化石能源的比重在下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随时把握新旧能源的平衡。我国能源要在转型的过程中实现新旧能源的动态平衡,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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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发展应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刘吉臻

发布时间:2018-08-13 来源:中国电力报

  中国电力报:作为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请谈一下40年间电力工业取得的成就。

  刘吉臻: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电力工业取得了开天辟地的成就。40年前,全国电力装机仅有5700多万千瓦,而现在已经超过17亿千瓦,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电力大国。40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时,怎么也不敢想中国电力能如此快速的发展。

  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工业的粮食。没有电,工业就没有办法运转。改革开放初期,电力非常短缺,“电荒”、拉闸限电曾一度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经历了一段艰苦的电力建设历程,来弥补我国电力不足的情况。

  电力建设是非常艰苦,甚至是危险的。比如水电站现在看是美丽的风景,但当年要在崇山峻岭中挖山洞、拦河筑坝。20世纪70年代,我们制造出了12.5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后来,短短30多年,我们就先后生产出20万千瓦、30万千瓦、60万千瓦、100万千瓦等几代机组,目前百万千瓦机组已成为火电的主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现在我国已具备了年1亿千瓦的电力装备自造能力,大容量的火力发电机组实现自主化,世界最大容量的水电装备实现自主化,以“华龙一号”为代表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实现自主化,交直流特高压输电技术、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控制技术以及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制造技术等都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现在不只是电力大国,还是电力强国。

  中国电力报:未来我国电力工业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刘吉臻:我国电力工业发展还存在一些“卡脖子”的问题,如高电压大功率的电力电子器件现在还主要依赖进口。一些关键电力装备,例如特高压直流工程变压器里的核心部件套管还是采用国外设备。

  电力是重要基础性行业,要避免“卡脖子”问题,就要进行核心技术的突破,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谈今天的巨大成就,不应该孤芳自赏,掩盖不足,而是要更加清醒地看到所面临的很多短板、危机,要更加努力地把这些事情都解决好。

  中国电力报:如何解决我国能源目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刘吉臻:解决能源问题应该使能源回归它的本义。解决能源问题的措施非常多,比如京津冀冬季供暖的能源解决方案可以有许多种,可以用煤,可以煤改气,也可以电能替代。究竟什么方式是最好的呢?我认为首先要考虑就地取材。古人有句话,叫“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大流通给人类带来多彩生活的同时,也会产生巨大的灾难,比如交通堵塞、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从系统论来讲,任何一个大系统解决的办法就是两条,一是区域自治,二是全局协调。因此,能源系统不能忽略区域的概念,能源要先在区域范围内基本解决,这样既安全又经济,实在不行再进行流通。

  我认为解决能源问题要集中式生产供应与分布式生产供应相结合。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资源特点,比如东北地区,有大面积的土地用于农作物生产,产生了大量的秸秆,还有大面积的森林,人口密度也较低,具有发展生物质能源的优势。对于自然界赋予人类的资源应该充分利用,应该优先使用就近的、绿色的能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走向未来。

  中国电力报: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怎样看待火电的灵活性改造?

  刘吉臻:新常态下我国电力需求增速明显放缓,正在向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灵活智能的现代电力工业体系转变。低碳化已成为能源转型的重大战略目标,大幅度提升新能源比重是能源转型发展的关键。

  在发展新能源的过程中,新能源与传统能源需要协同,即多能源互补,这是能源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大规模发展新能源就需要大量可调可控的能源与之匹配。在现阶段,根据中国的国情,自然就想到让火电承担为新能源平抑波动性的作用。2016年国家启动了第一批火电灵活性改造试点,到现在,火电灵活性调峰成为了降低弃风弃光率的最现实有效手段。

  作为火电来讲,灵活性必然带来火电机组效率、环保、设备寿命的损耗,在经济效益方面要付出代价,但收益则是弃风、弃光问题得到缓解。火电灵活性改造不宜“一刀切”,因为并非所有机组都适合进行深度调峰,不同机组的调节方式也应进行区别。

  把火电机组分成3个类型,第一类是国家投以巨资建成的新的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力争让它满负荷。这些机组满负荷时煤耗只有每千瓦时270克左右,而如果半负荷就进入310克煤耗的亚临界状态;同时,环保排放在额定情况下近零排放,而降负荷之后污染物排放又增加了。第二类是已经运行了20年左右、容量60万千瓦左右的亚临界机组,让这些机组承担深度灵活性改造的重任。第三类是30万及以下机组,也不要一关了之,可以改造成具有两班制运行、一天内能够多次启停的机组,根据区域电网负荷需求,实现启停式调峰。

  中国电力报:怎么看待现在的电力结构性过剩问题?

  刘吉臻:我认为能源供应的适度过剩是正常现象,产能对电力保障供给的条件应该有一定的余量。我们今天不缺电了,许多人就忘记我们曾经历的艰辛历程。其实,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

  能源革命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要遵循事物发展规律。根据以往数据,我国的人均用电量连年增长,未来的能源需求也将是持续增长的,所以现在研究用电量变化的规律性尤为重要,对于目前尚在运行周期的火电机组不能随意处置,要把握整个能源转型发展中的科学发展问题。

  从国家能源战略上研究,能源作为系统工程,要合理考虑各类能源的组合。能源革命就是绿色的新能源的比重在增长,而传统化石能源的比重在下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随时把握新旧能源的平衡。我国能源要在转型的过程中实现新旧能源的动态平衡,解决好这个问题,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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