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港闸桥不甚起眼，既不雄伟也不俏丽，更没有神奇的传说和惊心动魄的故事，就像和它同年代的千千万万株洲人一样，极平凡极普通。

　　然而我和这座桥的交集于株洲电厂，这也是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后来它就陪伴了我大半生。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号傍晚，我从洞庭湖区招工来到株洲电厂，放下行李后的第一顿饭是免费的，蒸米饭一铝钵，黄花炖肉还是一铝钵（后来知道一毛五分钱的黄花炖肉是保留菜谱）。

　　临时宿舍在当时的文化楼，楼下是医务所和劳保库，楼上是广播站俱乐部图书室和没有凳子的会议室。

　　行李极简单，铺盖卷往双层木架床上一摊就OK。

　　安顿完毕，熟识的曾经的男女知青们结伴到周边散步，不经意间就到了白石港桥上。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不远处喷吐的巨大火舌，伴随着同样巨大的轰鸣声，大半个夜晚的天空变得通红，那气势当时就把我们震撼了惊呆了——虽然是从乡下来，毕竟以前也是住在城里见过工厂的，那些敲敲打打的小玩意儿哪比得上眼前的大家伙。

　　伏在桥栏上看火光，足足过了半个钟头的瘾。气定神闲才猛然听见桥下的流水声，于是乎，好胜的后生们开始争论哪是上游哪是下游，唾沫横飞互不相让。

　　第二天，迫不及待的打听清楚：喷吐火舌的是株洲化工厂的电石车间，在桥的上游。水流声音来自白石港桥的闸门，白石港桥是一座闸桥——湘江涨水时闸门会自动关闭。这玩意儿不稀罕，我们在洞庭湖区见得多。

　　从此，这座桥就与我，以及株洲电厂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

　　住单身宿舍那年头，每天的晨跑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过桥沿白石港堤往东北方向，不远处就是农村，一派田野景象；另一条是出后门沿湘江往西一路经过制药厂桥梁厂二水厂烧碱厂玻璃厂钢厂，气味不好闻。因而白石港堤还是我的最爱。

　　晚饭后，玩得来的伙伴们常常不约而同跨桥溯湘江漫步，论时局谈理想设想未来，心潮澎拜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大有挥斥方遒舍我其谁的气势——别笑，老三届的都这样！

　　恋爱时节，和现在的老婆心有灵犀，一前一后相隔两三百米，过桥拐入白石港堤，到湘江边两人才结伴而行，却手都不敢牵一下。回来时天黑不敢走河堤，在建设大道法国梧桐树荫下慢慢散步，过了麻纺厂就分开，盯着老婆过了桥自己才动身，三步变两步赶到厂里，见三楼的某个窗户亮了，人影儿挥了挥手，才会放心的回宿舍睡觉。

　　成家了，住到贺嘉土，这桥成了必经之路，每天至少四次往返。如果生产上有事，深更半夜跑上两三趟也是经常的。

　　后来，住到河西。再后来，通了五桥。还是要从白石港闸桥经过。

　　2011年退休，与这桥相会的时机才少了许多。

　　应该是一九八一年夏天，老婆下班，骑单车经过白石港桥。

　　那时候桥面很窄，两车道，并无机动车道与单车道之分。

　　一辆长沙方向开过来的湘运客车与 一辆超宽东风大货车在桥上会车，大客为躲避大货，把老婆连人带车掀到到人行道上，右肩撞上桥栏，肩关节脱位。

　　行人见状大喊，司机才停车。热心人帮忙扶起单车，老婆却已经疼得脸煞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人们纷纷指责司机只顾注意大货没看右边的单车，撞到单车都不知道。

　　客车司机极老练，说我老婆是自己摔倒的，立马请乘客作证，还真有几个乘客在司机草写的事故情况说明上签了名。

　　我从厂里赶到事发现场，围观的人群已经散去，只剩下客车和疼得直叫唤的老婆。

　　气愤不已，找一直没下车的司机讨说法。

　　司机一口否认撞了人，并说有乘客作证。

　　我说那几个乘客的位置不可能看到骑单车的人，说话不能昧良心！

　　司机话锋一转，说公司会报告交警队，交警队会定责任的。天气太热，乘客会中暑的。

　　有的乘客顿时鼓噪起来。

　　又气又恼，怏怏下车，扶着呲牙咧嘴的的老婆去中医院。

　　半个月后，交警队召开事故分析会。

　　肇事司机没来。

　　湘运公司的安全员与交警队的那个热乎劲儿使我们觉得吞了苍蝇。

　　人家拿出来乘客的亲笔签名证明。

　　我们什么证据都拿不出，事发时老婆疼得发晕而我只顾找司机讨说法大脑一片空白。

　　交警队也没有什么监控视频之类的客观资料可调取。

　　湘运公司每年要处理数十起类似案例，轻车熟路手到擒来。

　　“反正是公费医疗，养伤也不扣工资，叫湘运的拿几十块钱作为精神补偿”——交警队如是说。

　　湘运公司的安全员立马掏钱，交警队拍板：一次性结案！

　　我们面面相觑：哑巴吃黄连，胳膊拧不过大腿。

　　或许是出的事故太多了，两年后，白石港闸桥扩建。

　　桥面全封闭，车辆改走人民路，那儿有一座更老更窄的白石港桥。

　　那年代，株洲城区没有红旗路，白石港上也没有如今的彩虹桥，南北交通全靠建设路和人民路贯通。好在汽车不多摩托极少，有的是蚂蚁蜜蜂般的单车和行人，封闭白石港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紧靠闸桥的下游，用钢管脚手架和竹跳板临时搭建一座便桥。便桥很矮，几乎贴着水面，于是乎人们便气喘吁吁的推着或扛着单车下坡上坡。

　　那坡实在太高，每天几趟很吃力，女同胞和年老体弱的推到半路就得歇气，这时候往往有热心的男士手臂一伸一举，扛上单车大步流星，上到坡顶立稳单车自顾离去，无需多言无需客套亦无需“拜拜”。

　　我那时年轻性急，仗着体力好，下坡懒得推，捏紧刹把一路冲下去，倒是惊险刺激。久而久之，永久28车轮钢圈的镀铬层被磨成了红色，老婆好一阵心疼——那是她的嫁妆呢。

　　那车还在，只是现在不骑了，公共自行车更方便。

　　前面说了，这座桥下是闸门。

　　湘江水位低，闸门自动开启，小河的水跌跌撞撞扑入湘江。

　　湘江水位高，闸门自动关闭，大河的洪水乖乖的关在门外。

　　没有电动也不靠人力，全凭闸门两侧水位差形成的水压力自动启闭，当然也无需值班。

　　本世纪初。

　　春汛，小小的涨水。

　　无意中发现关闭的闸门后有水流在翻滚。凭我洞庭湖区知青的抗洪经验，估计有扇闸门关不严。

　　历来好管闲事，便给市里的主管部门打了电话。

　　几个月没有动静，也没人检修闸门。

　　一场台风带来暴雨肆虐湘南，湘江洪水猛涨，急剧超过警戒水位，全市紧急抗洪。

　　白石港闸桥出现险情，洪水挤过关不严的闸门，浊浪翻腾波涛汹涌，那态势挺吓人的。

　　市长来了，后面跟一大群人。

　　子弟兵来了，口号震天响。

　　媒体来了，长枪短炮话筒围着头头们转。

　　我们厂成了抢险的基地，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材料给材料，送水送饭，有求必应。

　　白石港闸桥成了全市抗洪抢险的焦点。

　　卵石沙包下饺子似的抛到桥下，溅起一阵阵浑黄的浪花。

　　桥内翻滚的水流一点也不见减弱。

　　我知道，闸门的缝隙是纵向的，这样抛沙包无济于事，除非沙包把桥下的河道都填满。

　　我更知道，这不是大堤下面的管涌。桥不会冲塌，险情不会扩大，就这点漏水淹没不了白石港河道的。

　　跟区里的人说，人家半信半疑，知趣的闭了嘴。

　　熬到下半夜，沙包不抛了。大人物临走时留下一句话：电厂负责坚守。

　　折腾了大半天的喧嚣消退，桥边冷冷清清，只留下哗哗的水流和厂里职工的身影，还有堆积如山的砂卵石编织袋木料槽钢。

　　两天后，洪水退去，一切如常，苦了厂里预备役的兄弟们，又要把成堆的物资运回仓库。

　　秋季，开来了吊车，搭起了脚手架，锤声铛铛焊花闪闪，开始修闸门，官员终于作为了。

　　就湘江而言，白石港只是一条小沟渠。

　　就株洲而言，白石港却小有名气。

　　株洲城区两条小河，一条叫建宁港，在徐家桥入湘江，另一条就是白石港。

　　这两处河口造就了早期株洲两处繁华的码头，也孕育了株洲的雏形。

　　八十年代，有人调侃白石港和徐家桥的老株洲人为“港澳桥胞”，隐喻这些人是见过世面的；白石港人则把我厂食堂的菜票称为“港币”，那是因为这菜票可以在白石港的所有店铺甚至民居流通。

　　株洲是工业新城，沿白石港建了许多的工厂。

　　河口是五公司的木工厂，为建设工地加工门窗。因为是成批制造机器加工，那厂里大多数木工是“钉子师傅”，连隼都开不好。

　　电石车间的上游是铸管厂，生铁铸造烟熏火燎，厂房所有窗户没一块玻璃是完整的，活脱脱二次大战末期遭美军大轰炸的德国鲁尔工业区。

　　再上游就是六零一厂，生产的钻石刀具世界闻名。还出了两个名人，一个是“跑在时间前面的”全国劳模钻工李临庄，另一个从技术员做到市长省长一直到国家工商局长。

　　紧靠桥北的是殡仪馆。

　　每当夜深人静，低迴的哀乐明快激昂的“弹四郎”和劈哩啪啦的鞭炮声交相混杂。白天则鼓乐喧天花圈飞扬，送殡车队一路抛撒纸钱直奔清水塘火葬场。

　　殡仪馆迁走后，白石港周边清静了好多，相关的生意也清淡了好多。

　　但人们还是热衷于在桥头的水边焚烧香烛纸钱灵屋，相信水路能最便利最快捷的送达冥界亲人。

　　大约在八十年代，白石港上游水域发现了血吸虫。

　　衡阳衡山没有血吸虫，湘潭长沙也没有血吸虫，湘江株洲段更没有血吸虫，唯独白石港上游有血吸虫，真是咄咄怪事。

　　洞庭湖区是有血吸虫的。

　　在洞庭湖区当了两年知青，虽然没有得血吸虫病。对血吸虫病的常识还是略知一二的。

　　血吸虫寄生在人体肠静脉内，产下的卵随粪便排出体外，在水中孵化成毛蚴。毛蚴找到钉螺并寄生在钉螺体内发育成尾蚴。尾蚴离开钉螺寻找人畜从毛细孔钻进皮肤进入体内并最终寄生产卵。

　　一个先决条件——血吸虫离不开钉螺。没有钉螺毛蚴不能发育成尾蚴，尾蚴离开钉螺一到三天内如果找不到最终寄主又回不到钉螺就会死亡。

　　防疫人员发现，白石港上游有钉螺。

　　消灭血吸虫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杀灭钉螺，防疫部门的专业人员当然比我更清楚。

　　所以，不要直接接触白石港的水，当然也不要在白石港水域钓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