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农历新年，被大人、孩子们抢得不亦乐乎的“红包”又彻底地“火”了一把。无论是年前的集五福，绕世界地找“敬业福”，还是春节晚会期间的摇红包，或者孩子们从长辈手里接过的传统现金“红包”，都让下至稚童、上至耄耋的人们乐此不疲。送“红包”的也好，收道“红包”的也罢，都在这一发一收中收获了满满的快乐。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红包”是指春节期间，长辈用红纸包裹的压岁钱。而“压岁钱”，原指“压祟钱”。传说在新年期间，有一种叫做“祟”的怪兽时常会出来祸害小孩，而这时长辈会用红纸包裹上一定数量的钱放在孩子枕头下压着。等到“祟”半夜来的时候，红包会发出一道神奇的光从而将“祟”吓跑，小孩子自然可以一年安然无恙。久而久之，这种传统就被保留了下来，“压祟钱”也逐步演化为“压岁钱”。虽然字换成了，但镇恶驱邪、大人们祈愿孩子平安，免受鬼祟的侵害，用红包压祟驱邪的美好愿望却经历了几千年流传至今。

再说说“红包”里包的东西。起初，“红包”里包的不一定是钱。对，没错，您没听错。最初，大人们往“红包”里塞的只是类似钱一样的象征性东西，希望能够起到震慑作用即可。后来才慢慢发展为具有实用性的铜钱、纸币等真正的货币了。在上世纪50-60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十分有限，有的大人就向“红包”里包上糖果送给孩子，孩子们得到这样的“红包”一样甜蜜、欢喜的不得了，也可见那个时代糖果对孩子的诱惑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家庭收入的不断攀升，“红包”变得越来越鼓、里面的纸币面额也越来越大。从5元、10元、50元、100元、甚至上千元的“红包”都有。

同时，“红包”在形式也多样化起来，除了传统的纸币形式，各类消费卡、加油卡、礼品卡也穿上了“红包”的外衣。而近年来，随着线下支付手段的多样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微信红包、手机转账等“数字红包”。

“红包”鼓了、“红包”多了，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红包”也变“味”了。年前，看过一份数据统计：公布了一份全国“红包”行情地图，仔细一看的确让人为之心颤。部分地区的孩子收到的单笔“红包”居然已经过万，不知道羡煞了多少工薪一族。人均收到“红包”超过5000元，80%以上孩子收到总数在1000-5000元之间。而春节过后没有几天，孩子们也都纷纷开学了。过年期间收到“红包”的多少，也会成为孩子们课余期间的重要谈资。“红包”拿得多的，自然顿觉脸上有光、四处炫耀；“红包”收得少的未免会在这种“竞赛”中灰头低脸，气不如人，回家后往往埋怨父母、抱怨长辈。

不仅孩子们过年要“红包”、收“红包”。个别手中有权利或者垄断某些资源的成人们也在要“红包”、收“红包”。看病手术、有向主刀医生送“红包”的，也有个别医生主动向患者家属明示或暗示索要“红包”的；承包工程，承包方会向发包方负责人递上“红包”，以便在投标时多多“关照”；某些领导人员会利用重大节日、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收受下属或者利益相关方的“红包”，用以“联络感情”……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多少被追究党纪国法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就是没有管好自己、管好身边人、管好家里人，没有能够做到“慎初”、“慎微”、“慎独”、“慎友”，逐渐迷失了本心、放弃了初衷，从小及大、知微见著，一步步走向了不可挽回的迷途。而当初，他们哪一个人不是怀着对理想、事业的崇敬，励精图治、耕耘不辍，经历了重重考验才达到了领导岗位，但最终却没有抵御住“糖衣炮弹”的诱惑，从一个个小小的“红包”开始，冲垮了自己心中的廉洁堤坝。

时代在变迁，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提升，“红包”的内容、形式都在随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收“红包”的对象，也从起初的儿童扩展到了全民；发“红包”的人，从长辈亲属发展到了各方面的联系人；“红包”现象，甚至成了整个社会的群体行为。但无论如何蜕变，“红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被祖先们传承下来、原本最朴素的情感不能变，那就是避灾趋祸、祈佑平安。“红包”寄予的是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福，是保佑孩子健康成长的“护身符”，是在新年里对孩子平安顺遂的“定心丸”。“红包”的往来是出于发送方的真心实意、包含着浓浓的情感和祝福。

在花样百出的“红包大战”中，也欣喜地看到了另一类现象：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经济发展水平大大高于全面水平的广东、深圳地区，“红包”的厚度却一直保持着“瘦身如初”的“体态”。据称至今深圳地区“红包”平均也只有50元，10元、20元的红包比比皆是。而与之相邻的福建，“红包”平均厚度则达到了1.4万令人咂舌的地步。究其缘由，广东人更为实际。在他们的“红包文化”里，依然很好地保持了祛灾纳福的本意，没有攀比、没有利益牵扯，“红包”包裹住的依旧沉甸甸的祝福和大吉大利的好彩头。

为了我们自己，更为了我们的子孙，请保持“红包”的干干净净，还给“红包”本来的初衷。因为，那一抹世间最纯洁的红色，容不得背后任何肮脏的交易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