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五四，多少是个特别的日子，它代表着岁月峥嵘下的某种思潮、某种精神。
同样，处在改革年代下的今天，学者的价值与意义往往被人高估或低估。但正因如此，才更凸显他们的重要性。在这其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可能算最令人瞩目的。
出生于1930年，今年虚龄已经87岁了，在中国经济学界，他被称之为“吴市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对诸多经济学人乃至于普通民众来说，吴敬琏都是一杆旗帜，他的话语一不小心总是充满争议，比如十余年前的“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时至今日，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依然不尽如人意。
针对中国当下的经济难题与改革方向，前海传媒日前独家专访了吴敬琏先生。
前海传媒：一季度中国经济很多人认为还不错，但靠这种货币宽松的模式也有很大争议，也有人认为企稳了。您整体如何看待？
吴敬琏：我没有深入研究，为什么经济下滑的还不是太厉害，跟去年同期下了0.1个百分点。原因是什么，首先要分析，因为所谓企稳的说法，根据是什么，至少没有说出来，统计局几位司长虽然给了说法，但并没有说出来。
就业是下降的，到底是因为货币发行把经济吹起来的，还是其他生产方供给方的因素。我最近在许多地方讲了，我认为要从供给方的因素去分析，我没看到统计局在供给方的分析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投资增加了很多，可以是有实质资源支撑的，也可以是发钞票的，是哪一种呢？看起来一季度货币政策是很松的。这就需要具体分析，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到底用什么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然后再说数据是否准确。
如果这些根本性问题，我们没有讨论，去抓住某些个别变量，那什么都能论证，你说它好能论证，坏也能论证。
前海传媒：媒体报道您之前讲话对供给侧太多含义有纠正。
吴敬琏：是的。我对供给侧改革说了很多年了，至少有七八年了，就是要从供给方去着手，现在叫供给侧。所以，我不是批评，而是赞成的，主张的。
我一直主张要从供给侧的各种因素去分析去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供给侧是一种日本的表达方式，它也是可以的，讲的都是一回事。
前海传媒：那供给侧改革中，国企改革是否是最大的障碍或壁垒？
吴敬琏：这是其中之一。虽然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高，但是它掌握着最重要的资源，如果国企不能改革，那结构性改革很大一块是落空的。
前海传媒：您怎么看目前中国整体改革的难点与痛点？
吴敬琏：那要看哪一方面的改革了，要改的方面很多，结构性改革有很多结构都有问题，我说指的是制度结构，制度结构又有很多制度结构都有问题。
前海传媒：股票市场改革，您之前也呼吁了多年，目前是否还是很不达预期？
吴敬琏：是啊，那当然很没有达到预期。
前海传媒：那您对股票市场改革前景是否乐观？
吴敬琏：不知道，因为我们离监管机构很远，包括过去做过证监会副主席的李剑阁先生不也讲了很多意见嘛，他也没有底，那我们跟他离得更远了。我们作为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把事情说清楚，至于说能不能行，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只能呼吁，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把这个弄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就会对政府形成一种推动力量。
前海传媒：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很多目标，但比如土地以及很多要素市场的改革并不如大家预期的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敬琏：首先是改革的目标和内容是不是存在争论呢？土地现在正在按照三权分立(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正在确权，那么对于三权分立，就有相当不同的看法。
另外一种意见是说把经营权完全放开，但这一点是不是达成共识了，好像并没有。
前海传媒：去年楼继伟谈到中国有一半概率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当然，这一说法包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也非常多。希望听听您的看法。
吴敬琏：对学者来说，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然后再来讨论怎么超越它。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共识，来推测它陷不陷入，这就无从谈起。
为什么会发生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看法就有很大区别，有人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异太大，有各种解释。那就是说要现在各种解释中，进行研究，你觉得哪一种解释是符合实际的，然后才能谈得上怎么超越。
前海传媒：那具体靠发货币驱动的经济增速，是否跟当年日本那样？
吴敬琏：那当然是啊。货币发多了，边际效应当然是降低了，这是货币流通公式决定的。现在说的去杠杆就是要改变这种模式。
前海传媒：但去杠杆最后很可能会变成加杠杆？对这种前景担忧吗？
吴敬琏：是啊。财新评论就专门有一篇叫“去杠杆吗”？我不对经济做算命那样的预测，因为意义不大，乐观，悲观，有什么意义吗？现在有很多看法，有很多不同的政策取向，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比如说你是不是搞结构性改革，还是说结构调整，是靠结构来推动效率提升，还是用行政方法“三去一降一补”，因为不知道，这是不确定到底怎么做。
你说是去杠杆还是加杠杆，如果是加杠杆，那是一种结果，去杠杆那是另外一种结果，这非常难说某年某月某时就发生了什么问题。
也许掌握政策的人，他会喜欢说这种，至少学者的主要力量，好像不是预告说某年某月某日就会怎么样了，而是说，它的现实情况是什么，如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会是什么，如果采取了另外一种政策会是什么。
学者只能做这样的研究，因为做决策的不是我们能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