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至今，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多轮暴雨袭击，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等多省份局部地区出现历史罕见的极端汛情。7月11日，长江防总通报长江汛情显示，自入汛以来，长江流域受灾人口已接近5000万人。
与18年前的长江全流域大洪水相比，今年的灾情集中于中下游的局部地区。在各地抗洪抢险以及防止各类次生灾害出现的同时，一个声音经常出现：三峡工程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针对此问题，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近日采访了水电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陆佑楣曾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三峡工程从无到有，从专家论证到工程建设，从水库蓄水到发电通航，他都曾是亲历者和指挥者。
三峡工程达到了设计标准，但不是“万能工程”
“有了三峡工程，为什么下游这次洪水还会有这么大的灾难，因素是很多的。”面对记者的提问，陆佑楣院士开宗明义进行了解释，“今年长时间暴雨主要集中在江苏、江西、安徽、湖北，主要是在三峡工程的下游，而长江上游的流量并不大。一号洪峰只有每秒5万立方米，‘十年一遇’概率的洪水是每秒6.66万立方米，也就是说，今年一号洪峰的强度远未达到‘十年一遇’的流量。长江防总统筹安排三峡水库进行调度蓄洪，以每秒3.1万立方米的流量下泄，对下游削峰每秒1.9万立方米，有效地减缓了下游防洪压力，但是帮助有限。”
至于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几个主要功能目标——防洪、发电、通航，陆佑楣都非常肯定地表示：“如今可以说是全部达到了。”
这位三峡工程的论证组织者和建设指挥者说：“三峡工程从设想到决策，是我们中国人70多年不断探索的结果。几代中国人对三峡大坝的建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在探索中不断认识了长江这条河流。”
陆佑楣把三峡工程1919年至1992年的论证决策阶段以新中国成立为分水岭，划分为两个时段。“1919年至1948年，三峡工程的设想主要以发电和航运为主要目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92年之间，三峡工程又进行了充分的勘测论证，不过这个时段一开始，建设三峡工程的首要目的就明确为防洪。”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正遇上了历史上的多水期，曾经有过几次大洪水，造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长江两岸损失惨重。
“‘治国先治水’，当时领导人将治水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要做好长江全流域的整治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首要的是控制长江干流的洪水，减缓长江中下游的洪水灾害。”陆佑楣说，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就是保护江汉平原。
荆江大堤水利工程始建于1954年，位于武汉上游、枝城下游，是保护荆江以北、江汉以南的重要防线，也是长江防洪重点确保工程。
三峡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建成后可将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由约“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保护江汉平原1500万人口和150万公顷耕地免受洪水威胁。
关于发电功能，陆佑楣介绍，发电不是建设三峡工程的必要条件，却是充分条件。目前，三峡电站总安装32台单机容量70万千瓦的水轮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2250万千瓦（含两台5万千瓦电源电站），多年平均发电量882亿度，具有足够的经济效益，以偿还工程投资。
关于通航能力，陆佑楣也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绍，在三峡工程论证阶段，重庆到宜昌河段的通航能力极低，年货运量1000多万吨，不仅通航的船只吨位有限制，而且还不能夜航。三峡水库建成之后，江面开阔，水深加大，航道不再曲折，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三峡航道实现24小时昼夜通航。现在三峡船闸的通航能力已达到1亿吨，是建坝前的5.6倍。
至于为何公众会提出“为什么有了三峡，下游还是受灾严重”的疑问，陆佑楣解释说：“当时上三峡工程，媒体大力宣传，肯定是好事，但也给人一种误解，以为有了三峡工程就能解决长江流域所有洪水问题。但实际上，任何工程的功能效益都是有一定范围的。不可能哪儿发洪水都说是三峡工程没解决问题，进而贬低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这是不科学的。应该说，除了三峡工程，没有其他办法能解决长江干流的防洪问题。没有三峡工程，一旦长江干流汛期流量超过一定洪水标准，长江中下游将面临巨大的防洪压力，后果不堪设想。”
“三峡工程是长江防洪体系中的关键性骨干工程，但不是全部。对长江流域来讲，在各个河段、支流水系都应该做好防洪治理工程。”他再一次强调，干一项工程，还需要科普，而洪水来临之时，也正是科普的好时机。
三峡工程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调度
虽然对于三峡工程的三大功能已完全达到设计目标持充分肯定态度，但陆佑楣认为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可以进一步挖掘和加以优化利用。
“怎么样才能有效利用三峡水库防洪库容，有效减少下游灾害？这就要在调度上下功夫。”陆佑楣说，三峡工程虽然建成，但如何利用和调度是一个逐步摸索的过程，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准确了解大自然降雨和产流的过程规律。
此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我国暴雨公众预报准确率达到60%以上，晴雨预报准确率可达87.3%。
然而，业内评判的专业预报准确率要考虑空报、漏报等参数，要求定时、定点、定量。目前，我国专业暴雨预报准确率为20%左右。以平原地形为主、预报难度稍低的美国，专业暴雨预报准确率在25%左右。
在预报时间方面，我国气象部门对于强降水过程的预测大概可以提前1周左右。但提前时间越长，准确率越低。时间范围在3天之内的预测可以达到比较准确的水平。
“三峡工程发挥作用的关键也就在于通过降雨量来安排调控量。这个过程需要非常大量的数据作支撑，需要通过先进的技术对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现阶段，我国仍处于需要增加更多基站数据、加强气象预报，才能作出相对有利调度方案的阶段。”他对长江中上游梯级调度提出设想，如果在中下游大雨来临之前，上游的向家坝、溪洛渡水库多向三峡水库放水，这样，三峡也就能提前多向下游放水，缓解下游河道压力，并能保证三峡防洪库容。
陆佑楣同时也提出，这并不仅仅是单纯水量调度的问题。由于长江沿线各省有自己防洪、生态、发电的利益诉求，调度造成的水害和干旱会出现在不同省份，因此调度过程牵扯多方利益，需要协商决策。
全流域基础设施标准有待提高
每年一到雨季，特别是洪涝灾害出现时，三峡工程总是成为关注的焦点，陆佑楣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媒体的一些报道误导了公众。“‘万年一遇’‘千年一遇’，是保证三峡大坝安全运行的设计标准，并不是防洪功能。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是将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并通过拦峰、错峰、调峰对下游防洪形成支撑。当遇到‘千年一遇’洪水时，三峡工程配合荆江分洪区，可避免荆江地区造成毁灭性灾害。以上这些概念要进行科普。”
不过，陆佑楣强调，减少长江中下游的灾害，不仅仅是把水调度好的问题，“下游的灾害，很多时候是因为基础设施差得太远。一些堤坝工程和下游的房屋建设未达标准，被水一泡就抵挡不住了。”
据他的回忆，在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对上下游都进行了通盘考虑，例如如何保护荆江大堤内的土地，如何在淹地和扩大水库库容之间寻找平衡。“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淹没了6.38万公顷的峡谷土地，其中耕地2.38万公顷，搬迁居民120余万人，而得到的是下游肥沃的150万公顷的平原耕地和1500万人口的长江中游地区的安全。”
在考虑如何保证长江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陆佑楣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一些方案，比如有人提出：将所有的房子都建成多层楼房，发大水就上楼去躲灾；也有人提出，每家每户配一条船，等等。
“极端性天气是挡不住的，但是应该有对策。”陆佑楣说，我们应该正视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全面地看问题。三峡工程建成后，还没有发生“百年一遇”级的大洪水，三峡工程的防洪能力有待大洪水的检验。
三峡工程是一个生态工程
“三峡工程对生态造成了破坏”，三峡工程建成之后，这种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最直接的体现是长江内鱼类种类减少。
陆佑楣对此并不回避：“我们应该用动态的眼光来认识生态。并非一切和最初的环境一样才叫做保护生态，随着物种的进步和变化，生态也应该有动态的变化。”
“全球人口在不断增加，背后其实就是生态在发生变化。”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思索，陆佑楣对环境与生态有深刻的理解，“三峡工程说透了，是一个生态工程，目的在于改变不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减少灾害。”
他认为，生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生态平衡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保护好最初的所有物种就叫好的生态。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尽管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生态保护也是以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标准。
三峡工程扩大了水域面积，形成了1084平方公里的水面，水库平均水深70米，最深处比建坝前增加了113米，阻隔了原有河道，改变了流态。这些都改变了鱼类和其他水生物原有的环境，使其生存的状态发生了变化。
对于鱼类减少的问题，陆佑楣认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曹文宣院士的观点，“这一问题与人口的增长密切相关。长江人口逐水而居，增加了捕捞量，还有航运的增加等因素共同改变了鱼类的生存环境，肯定有的鱼类要减少甚至消亡。”
他提到，为了避免某些鱼类的减少或消亡，三峡工程所在地宜昌设立了“中华鲟”人工繁殖研究所，经过人工孵化再投放回长江，经过20余年的研究，成功地孵育成鱼苗，已累计投放中华鲟鱼苗几百万尾，保护或维持了中华鲟的生存。
“人就是一系列的选择，这些选择给人类带来意义。”陆佑楣在采访中，引用了一位哲学家的话。他说，三峡工程的整个建设过程也是在不停地做选择。在论证过程中，有人提出能不能有其他办法解决洪水灾害问题。其中一种提法是加高荆江大堤，但由于工程量极大，且花费太高，几乎是建设三峡工程花费的几倍，所以最终被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