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主化三代机组在国内批量建设，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在2030年前将迅猛增长。中核集团已开始酝酿研发的更安全、更具经济竞争力的华龙二号新机型也将在此期间进入验证示范运行阶段。2030年前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核电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技术强国，对此笔者充满信心。
近年来我国经常出现大面积的雾霾天气。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已成为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民生焦点问题之一。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和国内强力要求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诉求，已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新动力。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重申：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在去年年底召开的“2015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强调，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国际承诺是硬目标、硬要求、硬任务。他将2015年的第一项任务列为组织编制新的中长期能源发展规划，并以此指导编制各种专项发展规划。他要求务必抓紧开展测算平衡和分解工作，科学合理确定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各能源品种发展目标、能源结构优化目标，明确战略任务和政策措施，努力构建安全、稳定、多元、清洁的现代能源体系。
对2014年的全国发电量数据的分析可见，核电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缓解环境压力、应对气候变化最为现实的安全、高效、清洁的基荷电源的特性，并未随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占比的增加而改变。但近期时常萦绕在笔者脑海中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定位我国核电在今后电力生产中的作用。
国内某单位曾正式提出对我国核电发展前景的预测，企望核电装机2030年发展到2亿千瓦，2050年发展到5亿千瓦。只要提醒一下，现在全世界共有投运机组接近440台，总装机容量不到3.8亿千瓦。可见这种气魄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这种忽悠波及世界，也出现了2050年全世界核电装机达到9亿多千瓦的呓语。不过有些疑问，倒可以提出请教。
不难算出，一座百万千瓦热堆核电厂在其60年设计寿期内大约要消耗1万吨天然铀。5亿千瓦核电全寿期则需要500万吨天然铀。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出版的有关铀资源的红皮书中指出：截至2013年1月1日，成本≤130美元/千克的已探明常规铀资源量为590.3万吨。将成本增加一倍到≤260美元/千克，产量也只有763.5万吨。如果说发展如此大规模的核电，铀资源的供应还有可能通过继续探矿和利用快堆增殖技术解决的话，那么能否找到这么多既符合核安全要求、经济代价又可以承受的厂址，将是一个极为棘手的大难题。
我国大陆可能建设核电的省、市和自治区约有20个。现已开工建设或已投运的48台核电机组分布在沿海8省(区)13个厂址，总功率约4800万千瓦。笔者粗略估算，所有这些沿海已开建及已明确待建的厂址，总计可建机组容量大约1亿千瓦。显然要在这20个省、市和自治区的剩余地区安排另外的4亿千瓦核电机组简直难以想像或者说根本不可能。
据核能行业协会发表的调研报告透露，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核电被炒得最烫手、一哄而起的时候，内陆各省市共向国家有关部门呈交了26份候选核电厂址可行性报告书，其中不乏地质、气象、水文条件很不理想者。即使将这些“鱼目”统统网罗在内，其待建机组容量也只有1亿千瓦左右。
所以笔者认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需要，我国必须保持相当规模的核电和强大的核工业体系。但核电装机总量宜控制在1.5亿千瓦左右，最多不要超过2亿千瓦，而且要稳妥把握建设节奏。在2030年前实现这样的核电总量目标，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到水电的贡献，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的不足部分，需要由可再生能源补足，特别是我国的风能资源相当丰富，现有的风电容量仅占风力资源的很小份额，增长空间特别巨大，从而构建出一个安全、稳定、多元、清洁的能源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