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工信部副部长苗圩批评中国风电产能过剩，并点名批评甘肃酒泉所建的千万千瓦级电站，而酒泉当地官员近日通过媒体驳斥了这一说法。但毋庸置疑的是，我国风电产能的确存在过剩，官方亦予以承认。
不过风电产业最蹊跷的现象在于：这个配套电网至今不完善、大量设备闲置、上网价格被压低的产业，是如何一再吸引大型央企、地方政府挤破脑袋也要进入的?
政策信号：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两会期间，工信部副部长苗圩批评中国风电产能过剩，并点名批评甘肃酒泉所建的千万千瓦级电站，而酒泉当地官员近日通过媒体驳斥了这一说法。但毋庸置疑的是，我国风电产能的确存在过剩，官方亦予以承认。
不过风电产业最蹊跷的现象在于：这个配套电网至今不完善、大量设备闲置、上网价格被压低的产业，是如何一再吸引大型央企、地方政府挤破脑袋也要进入的?
2003年前，风电发展缓慢
一个人装修房子，当卫生间的所有卫浴设备都安好后，却突然发现没有打通下水道。风电产业就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大量风电场建成后，却苦于找不到接入电网，产出无法送到用户手中。这种尴尬显然不是无知与疏忽大意能解释的。
实际上在2003年之前，我国的风电产业发展都还处于平缓状态。1985年，我国开始相续引进丹麦、德国等国家的风电设备，但只是小范围试点。1995年，原电力工业部曾提出2000年风电装机量达到100万千瓦的目标，但2004年却只完成了76.4万千瓦。可仅一年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26万千瓦，4年后突破894万千瓦。而如今内蒙、甘肃等省的胃口已经奔向千万千瓦去了，甚至连云南这样不具备风能优势的省份也上马项目。
04年前后，政策刺激下疯狂上马
2004年前后是中国风电产业的转折时刻，相续有政策利好释出。在“十一五”的风能指标计划中，国家计划推出100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
而发改委亦打破特许，下放了5万千瓦级以下项目的审批权，这实际上给地方开了一个口子，很多地方政府将风电项目拆分成若干个小于5万千瓦的项目，以此逃避审查。据报道，内蒙古一地方政府就将一片40万千瓦的风电场，拆分成8个4.95万千瓦的风电场核准给同一家公司开发。
地方热衷风电项目最重要的原因，是2006年国家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其中对风电项目的扶持多少有过头的嫌疑，该法要求：电网企业应当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为了支持新能源发展，新能源发电的上网电价也比传统电源要高。这种扭曲价格的政策行为，给予了风电投资者们极强的信心。产多少卖多少，这是天下最大的好事。
虽然亏损，但仍趋之若鹜
风电突然“发力”始于2005年国家可再生能源法的出台。这部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给风力发电产业描绘出了一幅美好的前景。各大公司像跑马圈地，一窝蜂地上，争项目、争设备。趋之如骛的投资者在招标时亮出“跳楼价”，使很多风电项目仍处于亏损状态。
风电产业政策有着极强的计划色彩，这使得国内不少风电厂距离电网都有数百公里的距离，管道建设需要费用。高额的输电成本和低廉的买电国家定价，电网巨头们对此自然没兴趣，因而政策优惠就很难落实到风电企业上。
根据2009年电监会《中国风电发展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多数项目等效满负荷运行小时数远低于设计值，但这仍未能阻止风电热。据悉，山东鲁能、三峡等大型国企都有意将风电作为未来重要业务。而内蒙古更制定了2010达到500万千瓦的目标，有意思的是中央对内蒙的规划才100万千瓦。
碳交易：新的救命稻草?
“清洁发展机制”让风电再热?
是什么原因驱使它们去做这笔看似无利可图的买卖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际间碳交易。在全球减排的趋势下，中国风电又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2005年开始的“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下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弹性机制。因为有些发达国家不愿降低生活标准，且通过技术减排的空间已经很小，于是该机制允许一些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来抵消自身的减排指标。具体而言，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能得到认证并证明其达到了减排效果，便能得到减排认证，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等于一个减排认证。而发达国家为每个减排认证所支付的价格在10到15美元之间。
据分析，中国已成为这项机制最大的受益者，共获得了1.53亿碳信用额，占到了“清洁发展机制”所发放认证的一半以上。中国众多企业从中获利，比如重庆市的企业，截止去年底，该市企业得到联合国认可的减排总量为184万吨，以时价计便可获得碳交易1.25亿元，除此之外，他们还有30个项目近860万吨的减排量正在等待联合国认证，这笔钱共值5.85亿元。而重庆并非申请获得碳交易最积极的省份。
中国风电从减排中尝到“甜头”
风电行业作为新能源产业，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创收机会，实际上行业内对此也毫不避讳，在行业网站中国能源网的一篇报道中，文章开宗明义写到：投资新能源项目，不仅利于环境，还能通过碳交易创收。该文介绍：浙江省第一个大型风电项目——慈溪风电成为新能源“绿色效益”的受益者。该风电场已累计发电7000万千瓦时，碳交易创收约445万元。
在具体执行中，该厂的减排量计算，是以厂实际发电量作为依据，据测算，慈溪风电场一期风电项目全年可发电1.1亿千瓦时。与相同发电量的燃煤火电比，每年可节约标煤3.18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9万吨，节约淡水27万立方米。换一句话说，在单位产量所获得的减排量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产量越大，获得的减排量就越大，碳交易的收入就越多，这无疑有利于中国风电业的建设热情。
在许多风电行业网站中，探讨企业如何从碳交易中获利的专题文章还有很多，可见中国企业对此的热衷。
联合国指责中国企业骗取资金
从各种新闻报道来看，中国部分电企进入“清洁发展机制”的目的本末倒置，“清洁发展机制”的一个原则是，该项目必须证明在没有外部投资就不会开展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认证。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给中国提供资金，目的是帮助中国发展本来不能发展的节能产业。但中国部分企业却将国外资金当成了发展风电的一个补充或投资，甚至借此盈利。
国际上对于中国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过，终于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前夕，联合国停止了对中国50家风电项目申请信用额度的审批，这50家企业多数为大型国企及其下属公司。
联合国专家怀疑中国正在利用产业政策来骗取碳交易资金。事情的直接起因，是2009年7月发改委对风电电价的新规定，该规定实行定额上网电价，取消了招标制度，四类资源区标杆电价分别为每千瓦时(度)0.51元、0.54元、0.58元、0.61元。据报道，有联合国专家认为，该规定是在有意降低上网电价，从而加剧风电行业的经营困难，使得众多企业符合“清洁发展机制”的门槛。
中国对此自然是强烈反对，并强调调低电价，是出于宏观调控的考虑，与获取资金无关。这场风波随着哥本哈根大会的落幕而暂时平息，但它也有助于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上网电价不高，企业利润率低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企业愿意投资风电，而且多数为大型国企。
至少三分之一设备闲置
前文已经说到，我国大量风电项目距离电网过远，而与火电并网也面临重重技术困难，至今难以克服，这使得多数项目处于闲置状态，譬如内蒙卓资县去年总装机容量达到10万千瓦时，但由于电网送出系统的能力太差，电厂发出的电在当地消化不完，外送也送不出去。近一半的风电机组闲置，只有2/3的风电能够上网。
内蒙古发改委官员曾透露：“目前内蒙风能资源的格局是：1/3已开发、1/3在开发、1/3被闲置。”三分之一闲置，这也和全国其它省份的状况接近。
违背“厂网分离”原则
由于风电发电量较小，约相当于火电同等装机的40%左右，在相同电网等级条件下，对风电的线路投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电网的投资效益。因而电网公司对为风电新增线路并不积极。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风电厂采取了变通手段，他们邀请电网巨头们入股风电项目，直接参与电场投资，用利益捆绑来促进他们对电网的投资。然而这种变通手段，显然与“厂网分离”的电改方向违背。
威胁电网稳定与安全
另一个常被人们忽视的威胁是，现有电网的格局，使得风能反而影响电网的稳定。
原则上，风电占电网的总量不能大于5%，一旦超过，就会影响电网质量，其原因很多，比如风电不像火电、水电一样稳定，风电依赖自然风，总是时有时无。此外，我国风能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如内蒙、甘肃，而这些地方往往是电网覆盖面最低的，国家电网专家胡兆光就表示：“这些地方一旦电场同时发电，当地电网就将崩溃。”
尽管国家电网已经承诺了要在这些地区建设更多电网，但建设速度，恐怕很难赶上风电的发展规模。
更尴尬的是，它或许并不环保
现有电网不能吸收足够风电还产生了另外一些尴尬，前文提到了最近引发关注的酒泉风电厂，酒泉市计划到2015年安装总发电能力为1270万千瓦的风力涡轮机，甚至超过中国当前的核电能力。但与此同时，由于担心风电的输送不足，当地政府遂准备建设920万千瓦的新燃煤发电能力，以备不时之需。为发展清洁能源而准备高污染的燃料做后备，这局面多少有些喜剧效果。而据一些专家的分析，酒泉市这些新增燃煤的发电力，已相当于匈牙利的全国发电能力。
风能产业最大的悖论在于，由于配套电网等因素的不完善，这并不是一个能赚钱的行业，但仍然有大大小小的资本进入，且愈演愈烈，作为风电产业主管部门的工信部，已经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对过剩的担忧，但这样的呼吁似乎无济于事，在联合国对中国碳交易收紧的情况下，风电行业投资热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