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安装超高能效低排放（high-efficiency low-emission，后文简称HELE）设备会导致电厂前期成本高出20%到30%。对于享受政府补贴的大型电厂来说，消化这部分成本并不困难，而小型电厂则负担不起了。因此，中国现有燃煤电厂中仍然有48%属于能效水平较低的亚临界电厂。除电厂之间的技术差别外，欠发达的煤炭产区（比如内蒙古和宁夏）与临海发达地区之间能效水平也有差别。巨大的地域差别也让中国政府试图在全世界面前展现的从上至下一致环保的形象大打折扣。面对中央的环保目标和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需求，污染严重的地区常常会陷入两难境地。
清洁煤炭技术：方兴未艾？
尽管存在上述差距，但是中国仍然为全球树立了榜样，证明了可持续发展不一定就是可再生能源与煤炭之间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
和中国一样，印度也已经成功地走上了向清洁能源转型的探索之路。据统计，印度燃煤发电占全国发电总量的72%。印度政府在能源问题上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认为煤炭和清洁能源都是印度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印度政府目前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不仅要保证3亿无电人口用上电，同时还要达到《巴黎气候协定》的环保目标。为了完成这些目标，印度试图通过CCS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实现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比如，一家印度企业就通过碳捕集技术，用其燃煤锅炉排放的碳制作小苏打。此外，印度政府还将高能效低排放（high-efficiency low-emission，简称HELE）技术提上了日程。根据这一计划，2020年前印度将对4000万千瓦机组进行超临界技术升级，同时还将建设一座装机总量为80万千瓦的超超临界电厂。
如今，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也开始积极探索清洁煤炭技术。为了完成《巴黎气候协定》目标，全球第三大煤炭生产国澳大利亚计划将现有燃煤电厂升级为超超临界电厂，争取将碳排放总量降低28%。而全球第四大煤炭消费国日本也已经在矶子区火电厂（Isogo thermal power station）安装了两组能效为45%的高能效低排放（high-efficiency low-emission，简称HELE）燃煤机组。2011年大地震导致日本核电站受损严重，为了弥补由此带来的电力供应缺口，日本政府专门兴建了这座矶子区火电厂。
目前，中国还不足以成为全球环保领域的“尖子生”，而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则正在执行务实的能效政策，同时努力避免中国式自上而下模式的各种弊端。也许中国可以和它们一起来共同弥补美国留下的能源政策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