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电市场开放两年以来，企业或入局，或出局，或盈利，或亏损，开启了一场硝烟滚滚的丛林争斗战。
我们公司去年年底成立，6月份第一次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没买到电量，赔了180万，7月份第二次交易，又赔了几十万。”7月下旬，在北京一场大型论坛上，记者见到了从山西太原风尘仆仆赶来的张鹏（化名）。
与其他参会人员均为车企与桩企不同的是，张鹏身份稍显特殊。在担任山西一家工程造价咨询公司总经理的职位背后，他还是一家独立售电公司的法人及创办者。
“我这家售电公司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怎么生存下来，不求盈利，先保命。”在与张鹏交谈的近两个小时中，其反复提及的便是这句话。
“山西电力市场交易规则被人为地变成了一个‘卖方市场’，造成了电力供给不足的假象；加上发电企业坐在一起‘串谋’价格，而售电公司却是一盘散沙，还在拼命的搞价格战，这些都使得发售电双方根本不在一个对等线上。”张鹏坦言，“坚持还是放弃，我们都会有个取舍。下一步或许考虑，投资充电桩。”
正如张鹏所言，开放不足两年的售电市场毫无疑问处于发展的原始初级阶段，残酷激烈的丛林争斗正在全国各地的售电市场强力上演。
作为新电改的最大红利，时至今日，售电侧改革依然是能源行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经济下行的整体趋势下，社会资本期待能够通过分食售电蛋糕，获得新的业务增长点。
自2015年以来，机构、行业不断重复着“新电改有望开启万亿级市场，售电侧放开可能成为本轮改革的最大红利”等论调。很快，国营、民营、电力、非电力以及一些不明身份的神秘资本纷纷试水，并形成“蜂拥而上”之势。
从这一年多的售电市场发展来看，一些原本看起来就身强力壮的传统售电公司，依然按照脚本演绎。我们希冀关注的是，一批不娴熟电力这个特殊产品市场规则的新生售电公司缘何悄然消亡，或垂死挣扎？与此同时，我们更有兴趣了解，一些非传统售电公司如何在丛林中扬长避短，开辟出自己的求存之路。
我们将分两期刊发杂志8月刊封面文章，今天为大家发布上半部分：广东、贵州等电改“试验田”为何陷入窘境？蜂拥而入的独立售电公司如何面临生死抉择？
“试验田”窘境
广东是中国第一次允许售电公司参与电力交易市场的省份。2015年12月29日，广东省经信委下发《关于2016年电力大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粤经信电力函〔2015〕3137号），要求售电公司采用代理电力用户购电方式，参与长期协议交易和竞争交易。
2017年以来广东先后公布四批售电公司目录企业名单，涉及112家售电公司，截至6月，广东共有322家售电公司进入市场，数量位居第一。
2016年，广东电力交易中心组织了3~5月的三次月度电力竞价交易，交易电量达39亿千瓦时。其中，第三方售电公司的成交量为28.4亿千瓦时。
正是这三次交易，让售电公司得到超预期的盈利，引发了业内广泛关注。
在前三次竞价交易中，售电公司获得巨大利益，出乎各方预料，反响强烈。特别是被代理的大用户深感震惊，纷纷找到售电公司、主管部门、省领导反映情况。业内有意见认为，售电公司而非大用户获得了大部分的改革红利，这与市场改革初衷存在一定差距。
在广东集中电力交易中，供需双方的实际对应关系被交易规模限制硬生生隔开，双方报价均主要围绕本侧其他竞争对手而展开，而实际上，广东省乃至全国的实际供需情况均为供应大于需求，电源严重过剩。
因此广东经信委及南方监管局设置的交易上限对发电厂的竞价策略影响不大，供应侧反映了实际的供需情况。而需求侧的情况较为特殊，成交规模上限的设置使得需求侧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与现实情况相悖，导致需求侧需要考虑到成交电量问题，报价策略偏向保守。
由此看来，广东这种“低买高卖”的交易模式难以持续太久，其他省份出于“发用电有序放开”的考虑，虽然会继续采取这一模式，但也只是充当一个短期过渡的作用。
“广东展开竞价最早，其交易规模在全国也最高。像去年价差非常大，这源于当时的电力市场环境是供大于求，煤价还没那么高。但今年的市场环境已然变化，煤价成本居高不下，发电企业的让利空间也在不断收窄。无论是出清还是价差，最后价差的范围将不断缩小，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华创证券能源电力研究员王秀强对记者分析。
“还应看到，在今年第一季度偏差考核的过程中，广东有不少企业严重亏损，有的甚至一蹶不振。偏差考核作为系统电量平衡的补充手段，是一个创新，但是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甚至是不公平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行业发展与资源节约部副主任薛静向记者分析，“要明白，电力具有曲线波动特性，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全年、季度的电力供需总体可以预测，月度会有波动变化，但具体到日、天气、水情、政策、工业生产、全球物流、国内乃至全球市场等诸多因素都可能会交织影响，出现电力供需突变的情况，而这导致售电公司因此受到考核惩罚，我个人认为属于市场粗暴行为，规则确实有失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