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中国家较多，基础设施薄弱，电力市场缺口较大。目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多集中于个别国家，本文研究旨在面向“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重点考察其投资环境。本文定义了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资体系，设计了国别投资模型，认为海外投资应重点考量政治、经济、法律、行业、社会、生态六大维度，结合西方各大评价机构的权威数据，运用综合集成赋权法和层次分析法，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排序，筛选出最适合中国企业清洁能源投资的区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清洁能源投资国别体系构建

一、国别模型维度和指标的确定

　　本研究设定了政治、法律、经济、行业、社会、生态六大维度。根据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经济学人讯息部的指标选择、评价方法以及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筛选出14个指标层以及37个子指标，全面量化评估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见表1)。

　　政治维度所考量的是一国的政治环境是否优良、政局是否稳定以及对中国是否友好。本维度采用政府行政效率以及清廉指数来反映一国政治的体制;采用政府稳定性、政府有效性和外部冲突情况来体现一国政局稳定性;采用是否签订BIT(投资协定)、投资依存度以及与我国的外交关系来反映东道国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是否友好。一国政治体制效率越好、政局越稳定、与我国关系越友好，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越低。

　　法律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法制水平是契约和产权保护的重要保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基础相对薄弱，国内法制及外商投资法律的健全程度会影响到外商对其国的投资选择。因此，国内法制由法律权利力度指数和司法及执法情况两个指标来定义;外商投资法规由外商投资审批、营商便利指数和争端解决机制三大指标来定义。国内法制越健全以及外商投资法规越详细、公平，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越低。

　　经济维度显示了一个国家投资环境的长期基础，较好的经济基础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收益水平和安全性的根本保障。经济维度设定的第一个准则是经济基础，包括工业总产值/GDP、经济增长率、投资开放度和资本账户开放度，它们衡量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第二个准则是偿债能力，财政收支状况可以反映出该国的财政实力，外债/GDP反映一国的债务动态，它们共同反映了一国偿债能力。偿债能力越稳健，经济基础越夯实，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越低。

　　行业维度的设立是为了聚焦清洁能源行业，其分为三大准则层、九个影响因素。其中清洁能源资源禀赋、开发强度和消纳条件反映了东道国清洁能源的供给端现状;电力需求和电力缺口体现了东道国能源市场的需求端;行业政策、电价形成机制、是否签署购电协议以及电费回收难易程度体现了一国电力行业政策的情况以及电力机制的完善程度。一国的清洁能源资源越丰富、能源需求越大、行业政策和电力机制越完善，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越低。

　　社会维度反映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风险因素，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能确保企业的有序经营。社会维度选择文化包容性、受教育水平以及劳动力市场管制来衡量一个国家基本的劳动力素质以及社会文化包容程度;选择宗教制度和内部冲突来衡量一国的社会安全程度。社会文化越包容、劳动力素质越高以及宗教冲突程度越低，社会越安全，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越低。

　　生态环境维度主要是考量东道国对于环境保护的程度。由于能源类项目在施工过程中难免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也因此受到环保组织及环境政策的制约与限制，故引入生态维度对其进行考察。生态维度主要选择由NGO力量和社会环保意识来定义国内环境状态。政府环保力量由政府环保态度和环境规制强度来定义。国内的环保意识越强烈、政府的环保政策越严格，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越低。

二、国别投资模型权重的确定

　　为了权重设定的科学性进和权威性，本文选择了综合集成赋权法作为权重的确定方法。综合集成赋权法是将客观的决策模型和决策者给出的主观权重偏好进行有机结合，最终显示由主客观共同决策下的权重。本研究在客观研究时运用熵值法进行赋权，基于“一带一路”的特殊性，有关专家们运用主观层次分析法进行合理修正，共同探讨出六大维度、各准则层和影响因素权重值。

　　使用熵值法可以精确的得出权重，具体的方法是：按假设本研究共有6个维度，14个准则层，37个影响因素，因此建立原始指标矩阵X=(xi)37，xi代表每个影响因素，i代表C层影响因素的层数。本文先用熵权法计算出C层权重，进而推导出B层与A层权重。

　　首先将各指标同度量化，计算每个影响因素的指标值比重pi：

　　之后计算出该影响因素的指标熵值ei：

　　其中，令k=1/lnm，ln为自然对数。

　　最后，评价各指标的权重wi：

　　由于客观权重没有考虑现实情况，只是依靠实际统计的数据得出的结果，因此由专家运用德尔斐法进行主观赋权调整指标得分，得出各影响因素的权重比例，再进行逆推准则层和六大维度的权重(计算结果见表1)。

三、 指标数据收集以及标准化处理

　　1.数据收集

　　本研究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作为样本，对其是否适合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进行评价。为了保证数据获得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指标数据大部分来自于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大公(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EIU(经济学人讯息部)、世界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知名评级机构。为全方面覆盖“一带一路”所有沿途65个国家，本评级体系数据采用原始型和评估型共两类，摘取了11个世界大型数据库资料。

　　2.数据标准化处理

　　指标数据包含原始数据和评估数据，需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定量指标采取标准化的处理方法，而对定性指标的处理，本研究参考其他机构的量化结果以及具体国家具体分析的方式进行赋分。采用0.5-1标准化对数据进行处理，使标准化的结果落到[0.5,1]区间，这就避免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过大差距而导致零分的出现，最后乘以100，分数越高表示越适宜中国企业去其投资。转换函数如下：

　　其中，xij*为将x进行标准化后的分数，x适宜值为对应风险最低的指标值，由于每个指标定义不同，有些指标数据越大越好，比如经济增长率、电力缺口;有些指标越小越好，比如内部冲突、开发强度。因此对于不同指标，酌情选择最适宜的分数，当某国指标分数与x适宜值越接近，其对应的分数越高，意味着该指标投资机会越好。

　　3.计算综合评分

　　由此，设标准化后的数据为qij，i代表影响因素的层数，j代表国家的列数，可设方程

　　将每一个影响因素标准化后的数据与其对应层的权重相乘即可得到其指标得分，将37个指标得分相加即得到各个国家的投资环境综合评分。

　　“一带一路” 清洁能源投资国别

机会判断

　　一、计算结果

　　本研究在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收集时，由于清洁能源资源匮乏、政局动荡以及未与中国建交等因素，排除了20个国家，然后对剩余的45个国家进行指标数据分析，加权得出各个国家的综合评分。本研究针对的是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清洁能源项目投资，且“一带一路”大多是发展中国家，而选取的数据库是世界型指标，因此导致最终得分过低，大多数国家在60分以下。

　　为了更好的反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标杆，以我国分数为折合100分为标准，折算出各国的相对分数，45国的综合评分(见表2)。

二、结果分析

　　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投资机会评分存在较大差异。以中国为标杆，土耳其得分最高为88.57，东帝汶得分最低为42.42，35个国家分数在60分以上，其中10个国家分数在75分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前10名的国家政治总体稳定，处于电力需求高峰期的阶段。分数落在75-60之间的25个国家，部分国家经济、社会、政治较为稳定，但电力需求一般，部分国家经济较为落后，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电费回收较为困难，故分值稍低。而60分以下的10个国家，大部分国家政治动荡不安、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社会安全系数较低，不太适宜目前中国企业进行投资。

结 论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四年多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加入能源互联网的合作平台，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局面，“中国威胁论”也不攻自破。

　　因此，中国企业大力推动电力行业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综合集成赋权法与层次分析法考察了中国企业海外清洁能源投资的六大维度，结合专家意见共设定了14个准则层，37个影响因素以及其权重，全方位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投资环境。

　　经过来自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经济学人讯息部等数据库的权威数据处理，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清洁能源投资区域排名，并列举了45个国家的综合评分，发现前35个国家的投资环境较佳，建议中国企业结合自身企业的特征和前35国的国情择机进行开发。

　　(作者单位：王绍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张洪勋、胡磊闯，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