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密集下发《关于促进我国煤电有序发展的通知》等3个文件对煤电来了个“急刹车”，文件内容涵盖了煤电项目的规划、核准、建设、淘汰落后产能等多个环节，以督促各地方政府和企业放缓燃煤火电建设步伐。
几个月过去了，煤电去产能效果如何?煤电又该以何种手段去产能?
日前，能源基金会在北京召开煤电如何去产能研讨会，与会专家表示：煤电去产能虽然短期效果显现，但长期效果还有待观察，去产能仍需打好组合拳。
煤电去产能短期效果显现
近年来，全国用电量增速逐年放缓，火电利用小时数逐年降低。
在前不久举办的“2016能源绿色发展论坛”上，国家能源局规划司何勇健就很明确地指出，煤电行业有潜在风险。
“去年煤电的发电利用小时创了近30多年的最低水平，全国平均4300小时，很多省份煤电利用小时甚至低于3000小时，预计今年的全国平均煤电机组利用小时将低于4000小时，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状态。”何勇健说。
一组数据显示，煤电的发电利用小时2013年为5021小时，2014年为4739小时，2015年仅为4329小时，同比下降410小时。
煤电产能过剩已然成为共识
事实上，“十二五”以来，国家不断加强火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力度，累计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火电机组约2800万千瓦，超额完成“十二五”2000万千瓦的目标，电力行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
此前，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也表示电力行业特别是燃煤和火电的盲目投入特别突出，必须坚决停建、缓建一大批煤电项目。“任何再投入都会造成新的系统经济损失，而且也不会有新的经济效益产生。”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两部门紧急下发了上述3个文件。
本次下发的3个文件对新增煤电规划建设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一是将对重点区域的要求扩展到全国电力盈余地区;二是将等煤量替代建设项目进一步严格规定为等容量替代;三是要合理安排煤电基地规划建设时序，减轻受端省份接受外来电力的压力。
煤电“急刹车”文件之后，短期效果已经显现，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火电完成投资379亿元，同比下降了6.4%。
但与会专家同时表示，煤电去产能长期效果还有待观察。根据中电联前不久发布的报告，预计全年新增电力装机1.2亿千瓦，其中火电5000万千瓦。
按照华北电力大学的研究，截至2015年12月底，我国在建煤电项目1.9亿千瓦;待批或已经提交地方发改委或者环保厅等待批准的项目还有1.6亿千瓦。在这1.6亿千瓦项目中，约有1.1亿千瓦可能缓建、缓批。但有1.9亿千瓦在建项目的情况下，预计煤电将在2016、2017、2018三年中年均投产5000万千瓦。
2020年或将产生1.6亿千瓦过剩产能
随着对于煤电去产能不断加码发力，有专家预估，到2020年，我国煤电将存在至少1.6亿千瓦的过剩产能。
中电联电力市场首席专家胡兆光认为，我们不再需要新建那么多煤电了。“我们有5%的煤电约8000万千瓦的装机每年利用不超过50小时，这是很大的浪费。我们可以通过需求侧响应来有效避峰，从而避免在供给侧再上不必要的装机。”
这个观点在袁家海所在的华北电力大学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2020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预计在6.22万亿到6.99万亿千瓦时之间，“十三五”期间用电量年均增速2.29%到4.73%，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为9.10万亿千瓦时。在核电、风电、抽水蓄能基本明确的情况下，2020年煤电装机达到9.2亿千瓦是为峰值，但这个数字2016年上半年就达到了。
“也就是说，从满足需求上看，煤电规模现已经触顶了。”袁家海说。
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袁家海和他的团队建议将“十三五”煤电规划目标定在9.2亿千瓦。“确保2016年之后不再新审批项目，2019年之后不再新投煤电项目，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袁家海同时表示，“十三五”期间调控煤电任务非常艰巨。袁家海还算了一笔账：按照现在的计算，保守是过剩1.6亿千瓦。一个60万千瓦的煤电，按照4500利用小时数，整个项目运营期的总经济价值收入，包括初始投资、税金和利润约是105亿元。如果1.6亿千瓦的煤电完全搁浅，价值是2.8万亿元。
此前，周大地也曾表示，要坚决停建、缓建一批煤电项目，任何再投入都会造成经济损失，而且不会有新的经济效益产生。
对于电力企业来说，煤电已不再是他们的投资首选。
华能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赵勇在研讨会上表示，“华能不会继续把煤电作为主要的投资方向，也不会让它在投资里面继续像前五年、前十年占那么大的比例了。一方面是因为经营形势严峻，另一方面国家相关政策包括配额制、碳市场的要求也不允许我们把煤电作为最大的投资领域或投资方向了。”
市场化调控进程加速
面临严峻的煤电过剩局面，煤电又该如何去产能?
中国环境科学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王金南在论坛上表示，煤电去产能应该考虑三种因素：一是如果市场供大于需，那就是停建或者缓建;二是考虑煤电有没有竞争力;三是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煤电应退出市场。
中电联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对于目前国家能源管理部门出台的有关限制当前煤电产能的做法表示了认同和支持。他认为，煤电去产能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大电能替代力度，从需求端扩大电力消费市场，消化过多电力产能;二是要通过“等待”，靠时间或市场的恢复消化产能;三是采取法律的、行政的可行手段严格限制新建设燃煤机组。
对于实际操作，袁家海给出的建议是：淘汰3000万千瓦、封存4000万千瓦、改造4000万千瓦。“同时兼顾不同地区的实际，‘十三五’期间继续淘汰濒临退役的小火电，当然淘汰要分省区情况。如果这个省区(或临近联网省区)没有太多可再生能源增长需求，处于绝对过剩状态，该淘汰就要淘汰;如果这个省区有可再生能源灵活性的需求，即便是濒临退役的煤电也可暂时封存，今后再择机淘汰。”袁家海说。
在袁家海看来，煤电去产能仍需打好组合拳。从长远看来，要加快市场化建设，建立市场化电源决策投资机制，但又不能简单地交给市场，试图靠竞争解决所有问题。另一方面，行政调控对于煤炭去产能至关重要。在市场有效竞争和长效监管机制完善之前，行政调控的底线不能放松。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新能源技术的进步，国内新能源投资的比重却在不断加大。
“早在2009年我国对新能源的投资力度已是世界第一了，我们相信后煤炭时代已经快速到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说。
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达286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占到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三分之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二五”末，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4.8亿千瓦左右，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中国已成为世界利用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韩水曾表示，抓住当前电力供需形势较为宽松的有利时机，加快淘汰煤电行业落后产能，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也曾多次强调要革新能源供给安全观，不能单纯从供给侧增加供应满足需要，而是供需互动，优化能效，促进可再生能源并网。
“要站在国际竞争安全角度看待能源安全观，把可再生能源发展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待。”杜祥琬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