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不同能源资源禀赋和开发利用程度差异，我国能源工业中的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天然气工业和电力工业的阶段划分与当前所处阶段不完全相同。目前，煤炭工业进入产量稳中有降和清洁利用结构优化期，石油工业处于产量停滞的瓶颈期，天然气工业和电力工业都处于快速增长期。我国能源管理体制也伴随着能源工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从部门管理到综合管理尝试，从政监分离到政监合一的变化，在特定时期促进或抑制能源工业高效发展。但无论如何，经历七十年的曲折发展，我国能源工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供应能力显著增强，能源工业技术能力与装备水平大幅提升，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节能减排水平明显改善，成为全球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领先者之一。展望未来，我国能源工业发展应高度重视短期内以化石能源内部结构优化为主的能源转型策略对我国能源安全的不利影响，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深化能源体制改革，使能源转型成为改善我国能源安全的助推器，而非恶化能源安全的加速器。

关键词：能源工业;回顾;展望

一、中国能源工业发展历程

　　1949年以来我国能源工业的发展经历，从制度变革角度，可以分为计划经济时期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然而，由于不同能源资源禀赋及其开发利用程度差异，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工业的阶段划分及其起始点并不完全相同。

　　(一)煤炭工业

　　煤炭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能源。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动荡的十年期间，还是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煤炭产量都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我国煤炭工业近七十年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见图1)。

　　第一个时期是恢复与初步发展时期(1949～1977年)。这一阶段，煤炭工业先后经历了三年恢复期(1949～1952年)、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及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煤矿工业发展受到极大干扰。但煤炭供应短缺会促使中央政府放宽政策(比如，1972年鼓励地方煤矿和小煤矿发展政策)，地方政府也尽力保护煤矿生产，从而使煤炭产能稳步增加(中国煤炭志编纂委员会，1997)。1976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了4.84亿吨，1977年达到5.5亿吨，与1949年的3000万吨相比，增加了将近16倍，为我国煤炭工业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转型发展期(1978～2000年)。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煤炭工业随之进入了转型发展时期。这一期间，煤炭体制从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1985年开始实施的煤炭行业投入产出总承包政策是这一时期关键性的制度变革因素。1992年7月，国家取消了计划外煤价限制，放开指导性计划煤炭及定向煤、超产煤的价格限制，出口煤、协作煤、集资煤全部实行市场调节。1994年7月，取消了统一的煤炭计划价格，除电煤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煤炭全部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定价。1995年，我国煤炭企业开始探索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1998年，国务院改革了煤炭管理体制，下放原煤炭部直属的国有重点煤矿，推进政企分开(《新中国煤炭工业》编辑委员会，2006)。

　　体制变革使煤炭工业效率得到提升，企业活力得到增强，煤炭产量以每隔2～5年增加一亿吨的速度增长，2000年达到13.84亿吨，22年间增加1.23倍，产量年均增加3500万吨。

　　第三个时期是超常发展期(2001～2012年)。我国煤炭工业这一时期进入超常发展阶段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工业进入重化工业阶段。2001年，以收入计算，我国重工业比重为62%，2012年达到历史峰值72%，增加了10个百分点。重化工业快速增长拉动对煤炭需求快速增长，从而使煤炭年产量在10亿吨级以上的规模上能够持续十年的高速增长(9.4%)。从图1可以看到，从2001年开始，煤炭产量曲线变得非常陡峭。煤炭产量连上几个台阶：2004年突破20亿吨，2009年突破30亿吨，2012年产量接近40亿吨。十一年间煤炭产量增加1.87倍，产量年均增加2.25亿吨。

　　第四个时期是结构优化期(2013～2017年)。2013年，我国煤炭产量达到39.74亿吨的峰值后，2014～2016年已经连续三年出现绝对产量下降，分别为37.47亿吨、34.11亿吨和35.24亿吨。三年期间煤炭产量减少了4.65亿吨。2017年虽然煤炭产量相比上一年增加了1.13亿吨，但持续增加并超过2013年峰值的可能性不大。我国煤炭工业步入结构优化期，其基本特征是产量和消费量稳中有降，煤炭利用清洁化，排放清洁利用低排放的结构优化期。

　　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建材、钢铁等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先后达峰，对煤炭需求将进入缓慢下降期;另一方面，为了减少能源消费的常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煤炭消费增加的政策，包括把城市区域划定为“禁煤区”，推动电力或天然气替代“散煤”，规定重点省区每年煤炭减量消费的数量，推动煤炭清洁利用和低排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