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需要尽快限制和减少煤炭、石油的消费，并在本世纪内实现非化石能源化。中国要全面加强和推进能源消费革命，要认真进行能源领域供应侧结构调整。如果中国能源发展不尽快实现转型，必将被世界潮流抛弃。
我国能源已经度过高速增长期，2002到2012消费年增8％。2014年能源消费增速已经降至2.2%，2015年进一步降到0.9％。“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发展将进入转型期，能源消费增长将继续保持低速，保障能源供应主要矛盾转为常规过剩。能源结构调整，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提高能源系统效率，追求经济运行效益将成为今后发展的主要目标。
能源消费进入下行通道
具体而言，煤炭消费很可能已经越过峰值，进入下降通道。2014年和2015年煤炭消费总量连续下降，从煤炭运输量下降情况看，煤炭消费实际下降幅度大于统计局公布数量。今年1-4月，全国煤炭产量10.1亿吨，同比下降6.8%；铁路煤炭发运6.2亿吨，同比下降10.4%，大秦线下降更多，下降20％。据海关统计，1-4月累计进口煤炭6725万吨，同比下降2.5%，出口330万吨，增长161.4%。
电力增速下降也明显超过预期。2015年电力消费量仅增0.5％，占电力消费约70％的第二产业，特别是高能耗原材料工业的电力消费增速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现大幅度负增长。其中占总消费量58.8％的重工业电力消费增速下降1.8％。
存在盲目性等问题
电力建设的盲目性仍然很高。2015年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50828万千瓦，同比增长10.5%。其中火电装机99021万千瓦。2015全年新增发电装机14332千瓦，其中火电新增7164千瓦，大大高于预估。全国6000千瓦以上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下降349小时，全国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4329小时，同比下降410小时，降幅比2014年同期继续扩大。实际上3年不建新火电项目都没有任何供应短缺问题。但是今年一季度电力继续惯性扩张，新增发电装机2815万千瓦，为历年同期最高。为此，国家能源局已经要求停建、缓建、取消核准一批火电建设项目。
优质能源发展受煤炭和煤电产能过剩挤压，弃水、弃风、弃光现象普遍。天然气发展增速明显下降，供应充足但市场开拓困难；部分地区核电也受到发电装机过剩的市场压力。不过，弃风、弃水、弃光关键不是技术问题。火电装机过多，争夺发电时间是根本原因；地方利益分割，保护本地发电优先也是重要原因；环境外部性没有充分反映到上网电价，劣币淘汰良币现象明显；非化石电源优先上网原则不清，和其它利益原则冲突，电网也没有积极性；此外，也没有在用户侧推动绿色低碳电力消费的动力和机制。
能源投资的盲目性也推高了我国能源消费成本。能源企业投资过多，投资效益大幅度下降，以及许多不顾市场条件错误选择高碳技术路线的无效投资，使多数能源企业背上沉重债务负担。目前，电力行业普遍负债率高于82％，大量新建煤电项目不能实现原来财务目标，煤价下降一半的成本效果基本上被电力行业的投资分摊了，导致煤炭行业在高煤价高收益时的许多投资现在无法回收。石油和炼化行业也有大量投资不能实现预期效益。上网受限使可再生能源投资效益明显下降，阻碍了成本下降。核电和水电投入成本的非技术性抬高，也是造成发电成本明显升高，引起能源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十三五”能源增长或低于预期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深度转型和调整阶段，一般性制造业产能过剩具有普遍性。“十三五”能源增长总量很可能低于预期，从终端产业发展和部门用能需求预测，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可能低于48亿吨标煤（有可能在45-47亿吨之间）。
占能源消费总量50％的高耗能产业整体进入峰值或产量下降阶段，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能源增速保持低位的主要原因。同时，地产业超前的产能扩张消耗了以后的建设空间，建筑规模已达峰值，居民和服务业能耗实际需求增长受到抑制。大宗商品运量下降，使交通运输增量明显回落，局部下降。种种迹象表明在“十三五”期间第二产业能源消耗总量有可能达到峰值。
“十三五”期间供应侧结构性调整，是重要经济政策方向性调整，要提高消费质量和绿色低碳消费需求。此外，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因素将改变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正在进一步达成共识。由化石能源为主转向非化石能源成为未来能源发展的主要方向。全球需要尽快限制和减少煤炭、石油的消费，并在本世纪内实现非化石能源化。而近期，随着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资源在我国发展迅猛，在一次能源占比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不断提高，全球能源开始向低碳化乃至无碳化发展。因而，如果中国能源发展不尽快实现转型，必将被世界潮流抛弃。
在这种情况下，要全面加强和推进能源消费革命，推进能源领域供给侧结构调整。坚持优先发展非煤能源，积极推动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替代煤炭。电源结构的调整也要考虑优先发展非煤电源。要防止在煤炭产能过剩情况下，为煤炭找出路发展高碳技术的倾向，严格控制煤制气、煤制油等煤化工项目发展，实现负外部性环境影响的内部化。此外还应建设适当从紧的碳排放配额和贸易体系，加快环境税（包括碳税）征收体系建设，建立有利于调整结构的市场信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