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头正在变好
记者：在很多人为中国经济捏一把汗的情况下，您依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这是为什么？
厉以宁：有人问我对当前经济形势怎么看？我认为，势头正在变好。我国经济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要听信国外有些人说的，“中国经济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困难”。经济下滑的趋势，正在破解中。我们主动在体制、管理、科技、营销方面创新，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改变发展方式，大力培养新的专业人才、熟练技工，这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奏效。在这种情况下，近两年经济增长还能拿出7%左右的成绩单，来之不易。经济肯定会逐步稳定起来。
记者：您提到，产业结构和发展理念的转变支撑了您的这种判断。
厉以宁：首先，是观念在变化。例如，现在谈开放，和20年前一样吗？不一样。20年前谈开放，主要是引进外资，现在是争取国际上的联系，实现互惠共赢。这样，过剩的产能有去处，合作方也有发展的机会。为什么要强调新常态？只要质量有保障，中高速的增长是可行的，远比靠“摊大饼”式、不计效果的投资更为可取。
其次，产业结构优化成绩显著。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已经超过GDP的50%，这有重大意义。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比重一般在60%~70%之间，甚至比70%还高。我国现在已经处于这样一个转折点。
还有，创新的气氛非常浓。几年前，《华盛顿邮报》刊登过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将来的前景不取决于GDP增速，也不取决于GDP规模的大小，而取决于年轻人在多大程度上走上创意、创业、创新之路。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和北京大学学生们成立的咖啡馆里，每天都坐满了学生、年轻科研人员和民营企业家。他们在谈什么？正是创意、创新、创业。和30年前美国的情况一样，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都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些可喜的变化，会推动中国经济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工业化尚未完成
记者：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后，去年又提出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存在一些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问题？
厉以宁：我们的特殊情况是，工业化并未完成，仍要继续推进。衡量一个大国工业化完成的标志是什么？通常指高端的制造业，特别是成套装备的制造业，居世界领先地位。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距离。有些人说，国内企业在更换设备时，主要考虑选购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的产品，而不是上海、哈尔滨、天津、北京。这说明迄今为止，我们只是制造业大国，还没有真正完成工业化。
记者：怎样促进工业化的完成？
厉以宁：第一点，加快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够支持我们不断地走向高端的制造业，最终走向能够提供成套装备的制造业。第二点，继续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加强对就业的容纳能力。第三点，要大力培养人才，加快人才的迭代更新。创意、创业、创新，没有一大批的技术人才、专业人才储备和支持，是落不了地的。这些新人才的涌现，将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所需要的人口红利。
记者：您最近的研究和思考表明，这些努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成功施行的关键。
厉以宁：这对正确理解和实施供给侧改革是十分重要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发生了滞胀，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弄不懂这个问题，就请主流经济学家，也就是所谓的后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来解释。他们说，美国经济存在两大垄断力量。一股垄断力量是工会。工会控制了工资水平，形成了工资刚性，工资只能涨不能降，否则工人就罢工。另外一股垄断力量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控制了价格，价格只能涨不能跌，如果跌了，就不卖了，不生产了。这样一来，滞涨就出现了。
有什么对策？这些经济学家回答，既然工资和物价跟小孩玩“蛤蟆跳”的游戏（指一个小孩在地上趴着，另一个小孩从他背后跳过去；紧跟着，那一个跳过去的小孩趴着，刚才趴着的小孩又起来跳）一样，那就一只手摁住工资，一只手摁住物价，这不就能制止工资上涨和物价上涨的“跳背游戏”吗？
于是，尼克松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工资供给以某年某月某日为准，不能再涨；价格以某年某月某日为准，也不能再涨。结果，效果微乎其微。工资能冻结吗？工资冻结了，工人不干了，缺劳动力，企业主只有偷偷给工人加班费。物价能冻结吗？哪种商品的价格冻结，哪种商品就不生产了，黑市交易、黑市买卖会把相关产品价格炒得更离谱。
继任的总统福特、卡特都没有好办法，直到里根时代，才在供给学派的帮助下找到答案：增加供给。增加供给靠创新，有了创新，就有了新的供给；有了新的供给，市场就活跃了。所以，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终于摆脱滞胀。
我们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根据中国经济实际情况做出的决策。这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经济调控以需求调控为主，着眼于解决近期问题。供给调控则属于中长期问题。这包括：其一，产业结构调整，该升级的升级，该淘汰的淘汰；其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区域要有分工、有层次、有配合，不搞盲目竞争；其三，技术结构调整，要有新技术、尖端技术做保障。这些都属于中长期调控。至少需要好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见效。
这些年需求调控的成效不显著，原因在于病因没有弄清楚，药方不对头，没有意识到供给调控和需求调控是互动的，中长期和近期调控应有效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0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随后又在同年10月15日G20会议上强调，供给端和需求端要协同发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低碳和发展缺一不可
记者：中国作为大国，和世界的联动越来越密切，一举一动都不得不进行国际考量。很显然，经济的调整也是如此。您提出了低碳经济学的概念，请问，怎样理解国际性的低碳趋势对未来中国经济格局的影响？
厉以宁：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个重要的报告。报告对工业化进行了反思，认为环境污染会对人类造成威胁。从此以后，环境治理问题受到全世界各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还有气象学家的重视。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在巴西召开，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专家们感到，如果依照高能耗发展的模式走下去，不仅将来会遇到能源枯竭、环境破坏等挑战，连人类生存可能都有问题，所以明确提出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将控制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作为国际共同的义务和责任，政府要管这件事。
这说明，低碳发展已成为人类不得不选择的发展趋势。面对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加剧、全球气候变暖三大难题，世界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具备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三低”特征的低碳经济。中国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正是意识到了这一趋势。习近平主席去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接着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表示，2030年左右，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低碳发展的担当意识。
记者：在您刚才的回答中，低碳和发展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低碳和发展是怎样的关系，在低碳经济的框架中具有怎样的位置？
厉以宁：如何实现低碳？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进行能源结构调整，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使用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造成世界经济高碳特征的最主要原因是能源结构不合理。但这个观点还不全面，也没有充分考虑现实条件。低碳和发展，这两个方面是不可或缺、相辅相成的。换言之，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低排放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经济低碳化互相补充但无法互相替代的两个内涵。
全球能源互联网利国利世
记者：您刚刚提到，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之后不久，又代表中国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承诺。根据您的理解，这二者有没有逻辑上的关联？
厉以宁：全球能源互联网，是缓解全球面临严峻的碳减排压力的可行性办法。缓解全球碳减排压力，实现低碳发展，需要在降低化石能源消费的同时，迅速推动新的能源形式补位。在这方面，全球能源互联网大有可为。首先，它能通过远距离输电，实现能源资源最大范围的优化分配；其次，可借助时差、季节等因素，实现全球不同地区的清洁能源互补，最大限度地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最后，无论从全球看还是从中国自身看，化石能源与能源消费中心都呈现逆向分配的特点，在化石能源相当长时间内还要担当能源消费主力的情况下，全球能源互联网能通过连接能源基地和能源消费中心，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减少化石能源在原有运输、分配过程中的浪费，实现化石能源最优利用。
记者：除了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全球能源互联网还会给世界带来哪些利好？
厉以宁：最直接的是，与之相关的新材料、能源大数据、电动汽车等诸多新兴产业，都会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全球能源互联网对南南合作、南北合作都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非洲、亚洲、南美洲的太阳能、风能等资源丰富的落后国家，将因此获得经济起飞的源动力。一方面，可以获得充足的电力供应，有力保障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享受到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溢出效应，主要体现为电能输出带来的外汇收入。最重要的是，还能减少能源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干扰，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廉价、更平稳的动力支持。
记者：对中国而言，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厉以宁：最大的好处是，我国为世界低碳发展提供了经得起推敲的中国方案，在人类发展智慧宝库中，中国贡献又增加了，国际形象将随之获得大幅度提升。此外，全球能源互联网是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好策应。“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是实现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减少碳减排、减缓气候变化是最大的民心，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设施联通的重要一步，能源传输畅通是贸易畅通的前提条件，跨国电网、洲际电网、全球电网互联既不是一国的事情也不是一国能完成的事情，这为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提供了契机和平台。
不仅如此，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由于全球能源互联网以大量的技术创新为支撑，集聚了一批新兴产业，同时关联着国民经济发展动力供应方式的转变，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