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荆秋并非是个不健谈的人。他会聊工作、聊生活、聊家庭、聊爱好，包括与亲朋好友之间的许多趣事。但只一提到捐资助学，他就开始“打太极”，反反复复“这没什么可说的”“我也就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之类的话，总也谈不到具体的人和事上去。而且，关于这件事，只要别人不问，他是绝不会主动说的。

然而，这可是他在工作之余坚持做了10多年的事情，哪有他口头讲得那么简单？等到大家对这件事有所了解时，无一不对杨荆秋竖起大拇指，“原来榜样就在身边，也太低调了吧！”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现在他居然主动开口了。原因是他感觉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弱，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太多需要资助的家庭和孩子。

“我是有些‘私心’的，想搞个基金会。”这个人们口中低调正直的好人，冒出了这句话。但他随即又补上一句，“基金会以谁的名义来成立、由谁来管理都没关系，只要有更多的人愿意献出一份爱心就好。”

人物简介：

杨荆秋，1968年生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期路白苗族乡莫别村，1991年7月入职个旧供电局，199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获评单位“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生产（工作）者”，2014年调任至云南电网公司，现为该公司基建部小型基建及基础管理科专责。

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不念

“我们要去刘永琪的家里看看，你要不要一起去？”

每每回到莫别村，村民们总会问问杨荆秋，要不要去受他资助的家庭看一看。但任凭别人怎么劝，他也不迈腿。

最近的一次，是在3个月前。记者跟着他一起回村，采访了解他捐资助学的事情。一提到家中走访，他就习惯性地摆手，“你们去就好，我在村口等。”

路上，同行的村民杨永俊告诉记者，杨荆秋从未去过任何一户受其资助的学生家中，一次也没有，甚至与学生家长一面都没见过。“他都是通过我们来捐款的。”杨永俊说。

乡土中国，是个世代以血缘维系着的社会群体。生于斯的杨荆秋，了解和信任乡里人。更何况杨永俊是莫别小学的前任校长，非常了解学生家庭状况。他同时还是杨荆秋的亲戚，“他是我叔父，我们村里叫二爸。”

对于捐资的学生，杨荆秋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品学兼优；二是家庭贫困。剩下的，就都交由杨永俊他们来办了。

而这个做老师的侄子，也很乐意走访。一方面，这是长辈的嘱咐，村里人淳朴的观念里“很尊重大人的话”；另一方面，也是作为教员应尽的责任。

“村里就这么点大，哪家的孩子成绩好，家庭条件困难，大家都门儿清。”杨永俊坦言，这个任务并不困难。每次，二爸都交代他找三四个孩子，别太多。“我懂，他也是城里普通上班族，没太多钱。”

联系上愿意接受捐助的学生家庭后，杨永俊会把联系方式告诉二爸。剩下的事情，就是学生家长等着定期银行卡上的汇款到账了。

村里人不比城里人，会设置银行自动发送收款到账的手机短信提醒。因此汇完款后，杨荆秋常不忘给学生家长发短信。收到短信后，有些家长会回复表示感谢；有些干脆仍旧毫无消息。“但我理解他们，很多家长连发短信都不会。”

刘永琪的父亲属于前者，回复的内容不仅有条理，还颇有些文气。记者到他家里才了解到，他和妻子刘建美都拿到中学毕业证，与村里同龄人相比“绝对的高学历”。

不知是否有基因遗传的原因，女儿永琪的成绩自小就名列前茅。小升初考上了红河州很好的学校——蒙自四中，现在读初二仍旧是班上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然而，这个家庭的状况却异常艰难，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低矮的小房子，还是30年前建的，木质的房梁上的青漆已经脱落，墙面也已泛黄，有的地方被油烟熏得发黑。客厅陈设极其简陋，家具都是旧的，最醒目的还是挂在墙上的若干张金色奖状，上面都写着刘永琪的名字。

原本经济并不宽绰的家庭，近年来连续遭到病患打击。刘建美说，年迈的婆婆前年确诊乳腺癌，花了钱然而终究不治。她本人在婆婆葬礼的几天后，又突然晕倒，到医院一检查，心脏有问题。去年到昆明一家医院动了手术，现在病情有些好转，但不能干重活。

两场大病，虽有大病医保，但个人还是承担了10多万。这对于人均年纯收入仅2700元、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村家庭来说，难以承担，“积蓄用光了，还欠下很多债。”

因此，杨荆秋每学期2000多元的资助对于这户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刘建美和丈夫在电话中，多次提出与恩人当面表达感谢的想法，但都被拒绝了。“我知道他是怕给我们压力，刻意不见；但他对我们是仁至义尽，我会一辈子记得他。”刘建美含泪说出这番话。

而杨荆秋呢，其实并不希望对方记住自己，也不求回报。“每个人都会碰到难处嘛，我也只是尽我所能罢了。”在他眼里，相见不如怀念？“不怀念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