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每个人、每座城市每天都在产生垃圾，垃圾日渐成山，大有围城之势，而垃圾焚烧发电却步履维艰。只是，难在哪里？有何良策？前景几何？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7——2021年中国垃圾发电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卫生填埋场数量约1800座。随着垃圾填埋场库容临近限值，以及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开始关闭填埋场并在原址建设垃圾焚烧厂，进一步释放垃圾焚烧行业的市场空间。
根据国务院此前印发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十三五”大中型城市将重点发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鼓励区域共建共享焚烧处理设施，到2020年，垃圾焚烧处理率达到40％。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将迎来大发展，但垃圾焚烧发电也面临一些待解问题。
国家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张平认为，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由于垃圾分类较差导致垃圾热值很低，焚烧时需要添加大量燃料（煤炭），导致发电成本大幅度提高，一些垃圾发电厂甚至演变为以煤为主，沦为小型火电厂。最重要的是，焚烧高含水量的垃圾增加了有害气体排放量。此外，一些垃圾发电厂方为了利益，未投入足量的柴油等助燃剂，以控制成本，结果导致炉温不达标；加入活性炭也是摆设，因为使用活性炭的成本更高。这些为我国垃圾发电发展制造了障碍。
此外，选址难、落地难、监管难成了推进垃圾焚烧行业的最大难题。此外，民众缺乏权威案例来打破“不信任”的心结。同时，行业低价无序竞争且整体水平不高，都使企业的可持续性经营备受挑战。说到底，就是邻避困境难题未解。因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严重阻碍了我国垃圾焚烧发电的推广进程。
“目前，我国垃圾焚烧厂的需求是很大的，按照2016年的数据，我国人均的焚烧能力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但今年有十多个地方都在发生群体性事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住建部市政公用行业专委会成员、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徐海云说，最大的问题是监管，目前国内总体来看，环保监管有名无实，实际没有监管；住建部门监管是有责无力，你弄两个人在焚烧厂里能够监管什么！当我们科研机构热衷于搞二恶英在线监测的时候，实际上最基本的炉温监管等却没有做到，这好比不搞“财产公示”，却热衷于“思想汇报”。因此，加强监督监管对破除邻避困境以及垃圾焚烧难题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问题归问题，进步同样不容忽视。实际上，我国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经过近30余年的发展，垃圾焚烧炉、余热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烟气处理系统等核心设备均已实现国产化。截至目前，全国已投运246个项目，并已建成了光大南京、成都祥福、北京高安屯、佛山南海等一批典型项目。
在技术国产化的基础上，国家政策毅然发力。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的要求，我国垃圾焚烧装置将构建“邻利型”服务设施。在落实环境防护距离基础上，面向周边居民设立共享区域，因地制宜配套绿化、体育和休闲设施，实施优惠供水、供热、供电服务，安排群众就近就业，将短期补偿转化为长期可持续行为，努力让垃圾焚烧设施与居民、社区形成利益共同体。变“邻避效应”为“邻利效益”，实现共享发展。
今日在发达国家，大家很自信地认为建造垃圾焚烧厂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因为它有效地减排二氧化碳。比如，日本东京垃圾焚烧厂就与居民区很近；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垃圾焚烧厂也是在体育场旁边；巴黎塞纳河边的地下垃圾焚烧厂，离埃菲尔铁塔不到2公里。在欧洲，生活垃圾焚烧厂往往还是城市居民的供热热源，这是欧盟垃圾焚烧的发展趋势；巴黎市区3座垃圾焚烧厂的供热量是整个城市供热量的50％以上。
可以预见，伴随行业精细化、智能化、生态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十三五”时期，我国垃圾焚烧发电有望实现进一步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