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诞生时，我国的水电装机和年发电量仅为36万千瓦和18亿千瓦时；70年后的今天，我国水电装机和年发电量已分别超过了3.52亿千瓦和1.2万亿千瓦时，均占到了全球1/4以上。
站在世界水电的巅峰，回顾过往，我国水电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经历了哪些艰难和曲折？展望未来，奋进中的中国水电，又将如何走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起来看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眼中的水电70年。
从百废待兴中走来
云南昆明、滇池出口、螳螂川上游河畔，我国大陆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石龙坝水电站正在徐徐发电。自1912年投产以来，工作了100多年的它，现在仍能正常运转，见证了中国水电百年的历程。
这座被誉为“活着的博物馆”的水电站，拉开了我国水电建设的序幕，开创了我国民间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自建、自管、自用水电站的成功范例，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第一支水电工人队伍。
新中国成立的钟声，加快了中国水电发展的进程。我国首先对日伪时期建设的丰满水电站进行了维修、加固和改扩建工作。“丰满水电站的重建，不仅为当时的东北发展和解放全中国提供了保障，而且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水电技术骨干。”张博庭告诉记者。
当时的中国水电和整个国家一样，不仅家底薄，还面临国内生产资料短缺、国际经济封锁等重重困难。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水电工作者还是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启了我国水电的艰难创业历程。不仅开展了古田溪、永定河、以礼河等中小河流开发规划，而且还设计建设了狮子滩、黄坛口、上犹江、佛子岭、响洪甸等一批中小型水电站。“这些中小型水电站以工期短、投资少的优越性，满足了地方发展的需要。”张博庭说。
新中国首座开工建设的大型水电站应该算是黄河上的第一座电站三门峡，这座治理黄河的控制性工程是由当时的苏联援建的。工程建成之后，由于泥沙淤积严重，不能按照原设计蓄水发电，并且排沙以及对下游造成盐碱地等问题造成该工程两次改建。
然而，经过反复的探索，我国的水电工作者不仅总结出了“蓄清排浑”等一系列适合高泥沙河流的开发运行经验，而且也认识到水利水电开发过程中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多么重要。从此，我国水电开发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更为审慎、科学的发展。
上世纪50年代中叶，浙江大地是电力的荒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展，沪、杭、宁长江三角洲经济用电日趋紧张。1957年4月，新安江水电站正式动工建设。电站建设正值“大跃进”期间，万余名建设者们工作热情高涨，屡创纪录。但是因为水泥、钢材等重点物资供应短缺，工程数度停顿甚至面临“下马”危险，并威胁到施工的安全和质量。经过三个春秋的日夜奋斗，新安江水电站终于建成投产，总装机容量为85.5万千瓦，年发电量18.6亿千瓦时。
它是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建造的大型水力发电站，被誉为新中国水电事业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杰作，是“长江三峡的试验田”。
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我国水电发展迎来了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电站的建设，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站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它不仅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水电站，而且还是我国在长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仅就其工程截流的难度，几乎可以说空前绝后。张博庭告诉记者，当时该电站270万千瓦的装机和140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约占当时全国水电的1/3，为我国华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保障。
在我国水电开发起步的五十年代，水电开发建设和管理体制也逐渐发展成熟。全国相继在北京、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和中南等多地建成了几座大型的水电专业设计院，国家在燃料工业部下面还专门成立了水电总局。在优先开发利用水电的国际潮流下，1958年的人民日报还倡导过，我国的电力工业应该实现“水主火辅”的方针。
张博庭认为，如果不是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国的水电很有可能也会和世界的很多发达国家一样，得到优先发展，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发电能源的主力。
从追赶到引领的嬗变
翻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历史画卷，中国水电改革的序幕由此拉开，蜕变的激情正在喷涌而出。
1980年，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成立。从此，我国水电有了团结凝聚科技力量、服务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纽带和平台。
1982 年，在葛洲坝水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之后，水电总局在红石和太平湾水电站推行工程概算“总承包”试点，成为推动水电建设内部改革、打破“大锅饭”调动水电施工企业积极性的转折点。
1985年，我国开始鼓励“集资办电”，国家办电和地方办电相结合、内资办电与外资办电相结合的多元化水电投资格局逐步形成。期间，以五强溪、隔河岩、岩滩、水口、漫湾老“五朵金花”和广蓄、二滩、天荒坪、李家峡、棉花滩新“五朵金花”以及小浪底为代表的大型水电水利项目，为“优质、高速、低耗”建设大型水电站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1994年，国家颁布《公司法》，水电建设全面实施以项目法人责任制为中心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迈出了“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的重要一步。
1997年，国家电力公司成立，中央水电投资主体形成，推动了多项大型巨型水电工程和流域梯级电站建设。以三峡工程为代表的一批大中型水电项目，积极践行建设管理新模式，探索和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电建设道路。
说起三峡工程，张博庭认为，它对中华民族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当时恰逢国际上矫枉过正的反思水坝建设的弊端时期，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开工建设的三峡工程，可以说是披荆斩棘、争议不断。然而，我国的三峡建设非常争气，不仅百万移民搬迁获得圆满成功，而且，多数的移民都通过三峡工程建设摆脱了贫困。加之那个时期，由于我国经济调控、降速，钢材、水泥价格大幅下降，我国三峡工程的动态投资也大幅度降低，总投资节约了200多亿元。
2002年，在南非约翰雷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由发展中国家提议的承认大型水电可再生能源地位的倡议，获得了到会192个国家首脑的一致通过；2004年，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峰会在我国如期召开，会后发表了呼吁水电开发的《北京宣言》。“从此，国际社会才纠正了对大型水电的误解和偏见。”张博庭表示。
随着三峡工程首台机组的并网发电，很快我国就刷新了水电站装机容量的世界纪录，我国水电建设的水平也走到了世界最前列。到2004年，随着公伯峡水电站的投产，我国水电总装机突破1亿千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进入21 世纪，以全国水力资源复查为依据，确立了十三大水电基地的开发蓝图。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颁布、电价体制的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行，中国水电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2002年启动、2003年正式开始的国家电力体制改革，使得我国电力发展步入快车道，水电建设也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年水电装机和发电量的年增速来看，基本上可以看出：前20年大约每10年翻一番（年平均增速约为8.5%）。后20年，每10年的增速在150%左右（年平均增速约为11%）。如果再注意到我国2002年的水电装机8607万千瓦、发电量2745亿千瓦时这一数值的话，就会发现，我国水电更高速的增长，基本上是从2003年电力体制改革后开始的。
电力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水电建设投资难的困境，使得我国的水电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在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启动后的2004年，我国的水电装机和发电量就先后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成为第一。今天，无论是我国水电的装机、还是发电量，都超过排在世界第二国家的3倍以上。
因此，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水电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完美嬗变，那么前两个阶段是“追赶世界的水电”，第三个阶段就应该是“引领世界的水电”了。
登上全球水电制高点
张博庭指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中期的2003年，制约我国水电发展的因素，主要是资金、技术和人才。然而，这种制约对于曾经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几乎是必经的考验。直到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欠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也还都面临着这三大难题。在关键性的技术领域，中国水电发展不断突破制约瓶颈，创造了一项又一项世界纪录。
时间又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建造的乌江渡水电站，是全球第一座建在喀斯特熔岩地区的大型水电站。此前，如何保证在喀斯特熔岩地区建造的大型水库不出现渗漏，是世界坝工界公认的难题。正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乌江渡水电站的成功建成、蓄水，突破了喀斯特地区水电建设的禁区，第一次让全球的坝工界看到来自中国水电建设创新的亮点。中国水电实现了从学习、追赶到创新、超越的第一次尝试。
1981年1月4日，一个中国人该铭记的日子，葛洲坝大江截流工程胜利合龙，使得世界第三大河——长江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亘古以来奔腾不息的洪流，被中国人民横锁起来了，从此，历史翻开了长江为人民造福的新篇章。
要让滚滚长江按照人民的意志东流，在每秒4720立米流量的大江上截流，这在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史上是一个创举。长江截流成功，葛洲坝也从此扬名天下。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为万里长江第一坝截流成功发表社论，认为这“和美国把宇航员送上月球一样了不起”。
上个世纪后期，随着科技的进步，国际坝工界先后推出了面板堆石坝、碾压混凝土坝等新型的筑坝技术。尽管这些技术发明在国外，但是由于我国在建的水电工程项目众多，所以新坝型的大量实践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因此，随后的很多新、老坝型的世界纪录，都先后被中国的水电建设所刷新。
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拱坝是我国锦屏一级水电站的305米高的双曲拱坝，世界上最高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是我国233米的水布垭水电站大坝，最高的碾压混凝土大坝是我国216米高的龙滩大坝。我国正在建设的双江口堆石坝高度将达到312米，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一高的大坝。建设这些世界之最的特高大坝，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撑，例如，与高坝工程密切相关的高边坡稳定技术、地下工程施工技术、长隧洞施工技术、泄洪消能技术，以及高坝抗震技术等。在这些方面，我国的各项技术均已引领世界。
在水力发电机组制造方面，目前，不仅世界上单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绝大部分都安装在我国，而且，我国还拥有单机容量达到80万千瓦和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的自主知识产权。目前，我国大型水电机组的制造技术成为全球第一。我国水电大机组制造，走的是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道路。
张博庭认为，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无论是在国际合作基础上的引进再创新，还是完全自力更生的自主创新，都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先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了20年。随后，又用了25年的时间，通过改革开放、创新探索、招商引资、引进提高，最终摆脱了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发展制约，登上了全球水电的制高点。
荣幸与骄傲 遗憾与责任
穿越崇山峻岭、踏遍五湖四海，中国水电建设者们饱经风霜的脸庞，是一条条江河奔腾不滞的印记，他们的人生，以一座座水坝为时间节点。这样的水电情怀，在张博庭眼中，是“荣幸与骄傲”，也是“遗憾与责任”。
大自然赋予我们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水能资源，何其有幸！由于有世界第三级(青藏高原)的存在，所以同样的河流、同样的水量，在我国能得到高于国外几倍的水能。不仅如此，我们所从事的水电事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让一个人，把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和自己的本职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事业。
何来骄傲？我国的水电建设和技术，不仅在国际上全面领先，而且几乎占领了全球所有重要水电市场。
说到遗憾与责任，张博庭借用了我国杰出水电专家潘家铮院士的一首诗来表达：“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西电未输东，金沙宝藏开工日，公祭无忘告逝翁。”在我国金沙江水电开工后，潘家铮又把诗中的“金沙宝藏”改成了“雅鲁藏布”。这是深切表达了“中国水电不开发好，死不瞑目”的难解情怀。
为何遗憾？“作为水利水电专业人士，当你清楚地知道，无情的洪水和赤地千里的干旱不断交替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能建造出足够调控水资源的大水库。而没建造的原因，不是因为没能力、不想建，而是因为有人指责水库大坝破坏自然生态，面对这一切，能不遗憾吗？”张博庭说。
作为能源工作者，当你知道，你的国家只有不到全球1/4的人口，却消耗着全球一半以上的煤炭；当你看到身边的人，很多还没有进入小康，而我们的人均碳排放，已经超过了OECD国家，总量也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的之合的时候，能不遗憾吗？
张博庭认为，弃水、水能资源不开发、晚开发，不仅是有关国有企业的损失，而且是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损失。我国水电资源理论蕴藏量6万多亿千瓦时，目前的技术可开发量不小于23万亿千瓦时。按照发达国家平均的开发程度计算，如果我们能优先开发水电，我国现在至少应该每年利用不少于2万多亿千瓦时的水电。因此，相对于那些优先开发利用水电的发达国家，我们目前每年的弃水损失，不是几百亿，而是上万亿。也就是说，我国的水电每年至少还应该能为全球多减排十亿吨二氧化碳。这，就是责任！
任重道远 未来可期
70年沧海桑田，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家面貌日新月异。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中国经济开始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我国社会已经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时代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新要求，清洁能源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必将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能。
张博庭认为，水电作为全球公认并为世界各国所大力发展使用的清洁能源，目前是我国非化石能源的绝对主力，在新时代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使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水电与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水电要在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方针指引下，在工程建设中更加注重统筹考虑和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移民安置、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关系，真正使水电成为清洁高效能源体系的主力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努力使流域沿线的人民群众都能因为水电开发而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实现水电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体系，努力维护好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和独特的人文自然景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如今，全国星罗棋布的水电站几乎都是旅游休闲的胜地，成为当地生态良好的典范。新安江水电站库区形成了闻名遐迩的“千岛湖”，二滩水电站将原本植被稀疏的干热河谷变成了国家级森林公园等等。不仅如此，水电开发还对维护河流生命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峡、天生桥、龙滩、糯扎渡等水电站建成后，通过实施生态调度，增加枯水期生态流量，分别对长江、珠江、湄公河三角洲区“压咸补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水电的发展虽然经历了大量的曲折，但毕竟成绩斐然、令人瞩目，并且今天已经成功站上了世界的巅峰。放眼未来，我国水电发展的前景依然非常广阔。张博庭指出，一方面，我国水电还有超过60%的开发潜力等待我们去挖掘；另一方面，能否实现我国的能源转型、可持续发展，以及兑现我国《巴黎协定》的承诺，都要取决于我国水电的发展。“目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全球的《巴黎协定》能否实现，主要看中国，而中国的承诺能否兑现，主要看我国的水电发展。”张博庭说。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认真总结我国水电发展的成功经验，使水电发展在新时代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更大贡献，是每一位水电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传承和弘扬中国水电的改革精神和奋斗精神，使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成为广大水电工作者共同推崇的价值追求，不断提高我国水电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共同促进中国水电和新能源事业迈向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
“作为我国的水电工作者，无论是回眸历史，还是展望未来，我们依然会倍感荣幸、自豪。因为，水电事业的发展兴衰，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总之，未来我国的水电依然是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机遇与挑战同在。”张博庭信心满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