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电量下滑的背后
是疫情对电力产业链的冲击
资本市场对于经济波动的嗅觉最为灵敏，反映也最为直观。
从疫情防控手段实施初始，三大指数大幅低开，沪深两市红盘个股仅百余只，其中能源板块各大股指全线飘绿，涨幅均超过-9%，新能源的涨跌值超过-138。在一月下旬就有不少声音呼吁，适当延长光伏电站并网申报期限，以及2020年竞价和平价项目的申报时间节点。
事实上，市场出现恐慌情绪未必全无道理。本次疫情除了对于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形成明显冲击外，更为严重的，是产业链波及效应产生的连带反应。
“目前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供应链没有恢复。很多项目没有办法如期申报并网，企业的业绩将直接受到影响。”光伏企业从业者告诉记者，由于复产复工延迟、用工紧张、物流中断，光伏产业整体产能利用率已经出现明显下滑。人工、原辅料、折旧、运营等一系列成本的大幅上升，严重拖缓新能源平价上网进程。
“上游供应链吃紧，进而对下游市场产生的抑制作用，将会导致2020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减少近5吉瓦。”眼下，我国在近几年大力扶植和培育的战略型产业，正在经受着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严峻考验。
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组件出口国，上游制造端的产能下滑已导致大量海外订单交付延迟，进而波及到印度及多个亚太国家的并网进程。印度工业商会则在近期表示，“进口零部件的短缺将成为‘印度制造’的机会，印度将借此打造一个强大而有竞争力的国内光伏制造业。”
尽管也有业内人士对于产业走势给出了较为乐观的分析，认为“疫情对于新能源产业链的影响仅局限于短期波动，随着国内新能源政策的逐步落地，海外订单的逐步回暖，新能源产业仍有望维持全年高景气状态。”但全国总体用电负荷下降引发弃电率陡增的情况引起了产业内所有人的警惕。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王勃华透露，“由于国家大型工矿企业停产停工，1月，某技术领跑者项目的弃电比例高达50%，2月的情况还在加剧，甚至在前几天限电率达到100%。山东、山西、安徽、云南、青海等多个地区都陆续出现了高比例弃电的情况。”
显然，与产业链的小幅波动相比，电力行业还面临更大的威胁——用电负荷作为电力经济链条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环节，每出现一次细小的波动，都挑动着产业链上所有企业的神经。
由于工厂停工或延迟复工，线下零售实体闭门谢客，发电、电网企业的主营收入必将出现大幅下滑。对于身处电力产业链下游，且中小型企业更为集中的售电领域，由于自身业务链条较短、业务类型更为集中，已经有部分市场主体挺不过与黑天鹅的周旋而黯然离场。
“本来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今年，但是突发疫情中断了售电交易。没有电量就没有盈利，幸亏国家出台了偏差免考核制度，要不罚款都能罚破产。”售电领域专业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售电领域的行业分化和集中度越来越明显。有电网或发电背景的售电公司目前都能正常运转，更多是担心代理的外贸出口企业受到疫情影响减少用电量，只要做好偏差考核，还有后续继续开拓新客户能力，一般受影响不大。但是对于部分以社会资本为主，抗风险能力更为薄弱的中小型售电公司，一方面需要面对70%左右的电量下滑，另一方面还要面临着人工、房租等日常成本的大笔开销，现金流不保，撑不过疫情结束，有些售电公司已经选择退出了。”
在需求侧明显削弱的背景下，1月份，全国五大发电集团发电量同比下降5.85%，2月份单日发电量较去年同期最大下滑40%，日均煤耗创近四年新低。在工业重镇广东，部分电厂的发电量不足去年同期的一半;在经济活跃的长三角地区，浙江电网全停电厂基本没有实现复役;在能源基地集中的西北地区，也出现了98%的电厂实行单机运行的情况。预计在3月，复工进度及疫情管控对发电量的影响还会持续。
突发的新冠疫情打乱了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节奏，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强大的短期冲击，对能源消费和电力产业的影响不容回避。“用电缩减，保供有余，开机不足，过剩加剧，业绩转差”，这一业内资深人士作出的20字判断，与年初“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保持4%~5%”的预期形成明显反差。
从近期来看，对于全社会用电量贡献率近7成的第二产业而言，纺织、电力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受疫情影响，用电量已出现大幅滑坡，有色、钢铁等高载能行业受到物流中断等影响，呈现供需两端受挫局面，给本已进入下行通道的电力消费雪上加霜。
从远期观察，在零售、旅游、餐饮、住宿等业态更为集中的第三产业，尽管疫情结束后有望实现快速复苏，甚至某些领域还可能出现恢复后的“报复性反弹”，但由于产业链的传导和波动，疫情对于第三产业的影响也将进一步在第一、二产业显现，尤其是通过需求、消费逐步波及制造业，导致用电量增长逐步承压，电力消费增速将出现环比下降。
更为严峻的是，原本由于贸易摩擦及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已经在推进中的生产及供应基地外迁，可能由于此次疫情的暴发而加速，一旦跨国企业实施供应链分散的举措，不仅会影响到我国中长期对外出口贸易，还会大幅抑制加工制造业的用电负荷，甚至形成不可挽回的负荷损失，导致全社会用电量进一步承压下挫。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电力“先行官”不仅要与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作抗争，还要肩负起更重的社会责任。在国家出台一系列金融、财税、复工、稳岗等救助政策后，电力企业及时跟进了多重举措帮扶中小企业共度难关。
客观来说，这些举措都将有利于扶植实体经济快速复苏、保障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但对电力企业而言，却意味着更加严峻的市场环境，和实实在在的付出。
近年来我国电力行业的政策对于电力企业而言可谓“利好不多利空多”，特别在电价政策上，政府、市场双管齐下——2019年，在实现2018年一般工业电价降10%的基础上再降10%，年均降低企业用电成本846亿元，两轮共降低各类用户用电成本超2000亿元;同时，通过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达到2.83万亿千瓦时，占比全社会用电量近40%，度电平均让利近0.04元/千瓦时，其中煤电的市场化率近60%，而全国火电平均利用小时数已从2011年5305小时下降至2019年的4293小时，整个电力行业，特别是火电板块出现大面积亏损。在日趋严苛的市场环境中，从发电侧到电网侧纷纷压减投资，其中电网投资在2019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可以预见的是，经此一疫，我国发电领域去产能的进程将会提速，一批落后产能加速淘汰退出，马太效应进一步显现——具有成本优势的大容量机组和基地型煤电一体化项目将会杀出重围，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能源电力企业将会面临更大压力;同时在电网侧和新能源发电技术领域也会催生和涌现出一批综合能源、大数据、智能应用等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新业态，“线上+线下”并举将替代传统生产经营运维模式，科技创新将为行业集聚新的动能。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目前我国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外部环境依然多变，内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国家将继续坚持推行“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并采取多种措施降低疫情对营商环境带来的影响，持续降低全社会，特别是中小企业用能成本。
大疫当前，降低自身盈利，甚至是以短期亏损来换得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是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但对于具有公共事业和企业双重身份的电力企业而言，完成好国资委年度经营指标考核，并实现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同样也是客观需要。面对政策“硬约束”和“保负荷”的新常态，电力行业又是否能以“两全之策”，在促进电力消费增长和贡献社会责任的最大公约数中赢得更多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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