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国企改革时表示，“提升国资国企改革成效。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完成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企要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核心竞争力。”
如何看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国企改革的表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葛红林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传递了一个重要而明确的信号是——不能因为新冠疫情的冲击，放松放缓国企改革。
如何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葛红林给出了七方面的建议，其中包括：鼓励国有企业的非主业参加混改，原则上应由民营企业控股等。
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企混改的进展似乎并不理想，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葛红林认为，国企混改进展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混改当事人或者参与者的思想顾虑不小，要消除国有企业领导怕终身问责、民营企业家怕失去决策话语权、拟混改企业干部怕重蹈“前车之鉴”等三方面的顾虑，才能激发国企混改的活力和动力。
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基本完成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葛红林建议，盘活现成的闲置工业用地，优先落实到中端商品房及以下建设的土地供给。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国企要聚焦主责主业”这一要求。对此，葛红林认为，过去不少国企在聚焦主业方面走了弯路，盲目多元化。但目前聚焦主业发展的理念已经较为普遍地深入到国企领导人的心中，目前的问题不再是讨论要不要聚焦主业，而是如何发展好主业，以及如何加快处置好非主业。
“不能因为新冠疫情的冲击 放松放缓国企改革”
新京报：如何整体看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国企改革的表述?
葛红林：报告贯彻落实了最近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工作部署。报告明确要求提升国企国资改革的成效，传递了一个重要而明确的信号——不能因为新冠疫情的冲击，放松放缓国企改革。根据我的工作经验，有些改革在顺境中容易改，但不少改革在逆境中更容易改，而且更能取得思想上的共识，减少改革阻力甚至减少代价。比如，聚焦主业的健身瘦体、淘汰落后的转型升级。我认为，危中有机，不仅有发展的机遇，也有改革的机遇，及时抓准了，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改革效果和效率。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您如何看待未来三年的国企改革?
葛红林：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过去的成功经验和方法，大多可以复制和推广到后来的囯企，与以往相比，内部争论将减少，上级审批将更快，可以预见，未来的三年行动必将取得又好又快的硕果。
“鼓励国有企业的非主业参加混改 原则上应由民营企业控股”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你对于深化混改的建议是什么?
葛红林：对社会较为关注的混改，近日，囯务院囯资委已明确表示，要尽力探索出建立起有别于一般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此我有以下操作性的建议：
一是按照完善制度的原则，更加积极和大胆地支持混改，要将中央《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中规定的三个区分开来的精神，落实到制定具体的混改容错实施办法，并将混改企业的后续经营责任与混改的合法合规责任分开，为推进混改的国企领导人思想松绑。
二是按照宜改则改的原则，稳妥推进国有企业的主业参加混改，原则上应由国有企业控股。在有利于发挥民企的机制作用的同时，又有利于发挥国企的主业优势，进一步保障混改后企业的持续发展。
三是按照可改则改的原则，鼓励国有企业的非主业参加混改，原则上应由民营企业控股。这既能促进国企聚焦主业，做强主业，又有利于国企逐步和有序退出非主业。
四是按照有序推进的原则，积极引导推进子公司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有利于引入民营资本和管理机制，同时有利于将混改企业纳入上市公司的监管之中。
五是按照分层推进的原则，对当前争议较大的央企集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在其他层面混改取得成功经验和完善政策之后，再谨慎探索。
六是按照严格规范的原则，严格设定各种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参与混改的约束条件，杜绝明为股权、实为债权，如不能按期上市则按固定利率退出的抽屉式约定。
七是按照“扶上马送一程”的原则，加大对混改后企业的政策支持，在一定的期限内(3-5年)，同时从优享有国企和民企的双边政策。比如，在银行贷款“同股同权”担保中，免除员工按持股比例担保。又如，对混改后企业土地盘活，享受纯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
“要消除国企领导、民营企业家、拟混改企业干部的顾虑”
新京报：2018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确定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完善制度，保护产权;严格程序，规范操作;宜改则改，稳妥推进工作原则。明确了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在子公司层面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三大工作要求。但国企混改的进展似乎并不理想，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葛红林：国企混改进展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混改当事人或者参与者的思想顾虑太大，只有针对性地消除他们的顾虑，才能激发他们的改革活力和动力。
一是要消除国有企业领导怕终身问责的顾虑。目前，一些国企领导从过去怕被别人诬告国有资产流失，转到怕参照投资决策管理，遭到对混改后经营效果的终身问责。因为前者总能澄清，但后者却难打保票，除了市场的变数之外，混改企业的后续科技进步，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和囯企母公司的领导人变更，都将影响到企业的盈亏甚至存亡。如果对不控股的国企方面领导来讲，混改后企业效益下降了，更要被人指责投资错了，出现亏损了，被人追责投资失败了，甚至被怀疑利益输送。现实很骨感，似乎唯有永远盈利才能保证不被怀疑和追责，由此，维持现状，能改也不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二是要消除民营企业家怕失去决策话语权的顾虑。目前，一些民营企业家从过去想控股已经转到不奢求控股，若能谈成同等股权已经不错了，因为国企方面往往以上级难以批准和员工难以接受为理由。由此，不仅担心不能真正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入股不控股的地位，变成随从地位，没有话语权，甚至没有影响力，把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资金打了“水漂”，此外，更担心国企派出领导变更，如果素质下降，甚至带来不少国企的坏习惯，那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由此，等一等、看一看，参与混改的积极性不大，除非通过混改，在可预见、可控的时间里能够“捞回”本钱，才有动力。
三是消除拟混改企业干部怕重蹈“前车之鉴”的顾虑。在已混改企业的实际运行中，经常出现两头落空的情况，既难以享受到国企政策，又难按照民营机制运作。毕竟现有的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对国企和民企还是有差别的，一时也难以做到一视同仁。比如，金融机构更偏好贷款给国企，混改企业的贷款利率往往高于国企，而民企更不用说了。又如，在国有企业的土地盘活处置中，地方政府往往能够大胆地支持国有企业，但对混改企业那就要有所束手束脚了，存在让利于非公企业的顾虑。上述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由此，从囯企方面投身于混改的领导往往积极性不大，除非给予其退回通道的承诺。
“盘活利用划拨工业用地落实到中端商品房及以下建设的土地供给”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基本完成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你的建议是什么?
葛红林：报告提基本完成，是因为经过国企的不懈努力和所在地方政府的支持，极大多数的剥离任务已经完成，历史遗留问题也不多了，但是留下来的往往是难啃的硬骨头，但必须加快彻底解决，真正扫好尾，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遗留问题。
在上述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往往离不开盘活利用划拨工业用地，处理不好，就会卡住。为此，我建议将党中央关于“推进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土地资产处置，促进存量划拨土地盘活利用”的最新要求，优先落实到中端商品房及以下建设的土地供给。支持地方政府出台“一城一策”的政策，形成地方政府、所在央企囯企和房地产央企国企的三方合作，对地产企业限利润、对市场限房价的联合开发，既加快供给，又遏制炒作，充分体现三方的政治和社会责任。至少可以作为当前的超常规举措。
一是盘活现成的闲置工业用地，供给体量大和速度快，将有力遏制房价炒作，包括当前一些城市高溢价地块频出的现象。
二是集中用于中端商品房及以下建设，批量化地供给中等收入群体以下和外来务工人员，提升大众的住房幸福感，拉动社会的终端产品消费。
三是通过土地变性的收益，不仅能帮助企业纾困和退城进园，还能立竿见影地增加地方财政的当期收入，缓解财政压力。
此举操作在地方政府行政权限之内，可迅速启动建设。如果国企更加主动些，就能促进社会职能的剥离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
“过去不少国企在聚焦主业方面走了弯路 盲目多元化”(小标5)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国企要聚焦主责主业”，您如何看待这一表述，会带来哪些影响?
葛红林：过去在“东边不亮西边亮”的思维下，不少国企在聚焦主业方面走了弯路，盲目多元化，甚至偏废了主业。时过境迁，目前聚焦主业发展的理念，已经较为普遍地深入到国企领导的心中，也深入融合到国企的规划和项目投资。目前的问题不再是讨论要不要聚焦主业，而是如何发展好主业，以及如何加快处置好非主业。发展好主业的关键是，要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做强做优做大，而处置好非主业的关键是，要找到好的合作者，不论是民企还是国企，原则不控股，最好是逐步退出。当然，聚焦主业后，即使企业处于行业竞争力前列，但效益也不可避免受到行业的波动，难以保证每年上升，这就需要上级囯资部门在考核中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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