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能源问题，根子在美国“漫长世纪”的终结

　　【文/安德烈·科诺普利亚尼克，译/观察者网 杨珈媛】

　　在我看来，当前欧洲大陆能源领域的所有问题，都与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漫长世纪”走向终结相关。

“欧洲的能源问题基于美国‘漫长世纪’终结”，截图来自“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网站

阿瑞吉的“漫长世纪”

　　乔万尼·阿瑞吉在他的经典著作《漫长的20世纪》中确定了全球资本积累的四个系统性周期：15世纪至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荷兰周期，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英国周期，19世纪末并持续到当前金融扩张阶段的美国周期(阿瑞吉的书在经过了15年的写作后于1994年出版)。世纪之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动荡中英国周期走向终点，美国周期登场(见图表1)。

图表1:全球贸易走向自由化的发展路径，本文作者根据《金融时报》数据制作

　　在美国积累周期的伊始，我认为有一个事件是相当重要的：1910年11月底，美国六大银行家在杰基尔岛进行了秘密会议。这次会议促成了于1913年12月成立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系统构成了阿瑞吉笔下所谓美国“漫长世纪”的核心。

　　20世纪美国的两次崛起可视为其积累周期、“漫长世纪”的基础。这两次崛起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恢复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大战均发生于欧洲和亚洲，不在美国的领土之上。很大程度上，美国为这两次在其领土之外进行的战争和战后重建提供了物资和技术(在扩展自己产量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在美联储的运作下世界经济美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可以说，美国“漫长世纪”基于其疆域以外的世界经历“破坏—重建”，循环往复。

　　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地位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增势——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以及贸易和投资的保护标准。一方面，这降低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这些规则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推进双边协议体系。美国必然参与其中，作为双边中的强者，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规则。

　　首个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于上世纪20年代达成，1959年签署了保护投资的协定，截至2010年，近3000个这样的协议达成。这些协议主要建立在美国模式的基础上，美国将其模式运用到各种相应的保护资本输出国利益的多边协议之上。而实现这一切的根本——在整个“漫长的20世纪”中，美国的领土上从没有经历过会带来毁灭性后果的世界大战或是局部战争。也就是说，所谓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模式下建立起来的。

　　然而在我看来，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周期即将走向终点。除了世界经济的三大传统中心之外，世界市场的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强大的竞争者——金砖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还有东南亚国家。彼时这些国家通过在世界市场上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生产低附加值产品扩大了竞争优势，并且在某些行业取得了利基突破。

　　当前的游戏规则已无法维系美国的主导地位，无法为美国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阶段带来竞争优势，相反，还使得美国那些年轻且进取的竞争对手成长到了一个与之平等的地位。要想应对这种挑战，策略只有两个：要么跑得比竞争对手更快，要么就是“往对手的鞋里倒玻璃碴子”，让他们跑不动。

　　美国发生了明显的逻辑转变：从全球化到区域化，再到保护主义。制裁和禁运是保护主义的两种极端工具，而如今它们已成为美国进行竞争所常用的手段。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已经拒绝接受全球化进程的基础——国际法基本准则。

　　换言之，美国需要对其领土外的世界进行再一次的“破败—重建”的循环(通过新的租借法案以及实施新的马歇尔计划)，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并保持其正在丧失的全球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欧盟作为美国的军事和政治盟友，始终紧随美国之后，尽管大多数时候美国在经济领域的行动实际上针对的正是欧洲本身，欧洲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竞争中最薄弱的一环。

美国的三个主要竞争对手

　　对于美国来说，有三个竞争对手是一定要打击的：俄罗斯、欧洲和中国。为捍卫自己在全球经济中逐渐失利的地位，美国目前正在针对这三个对手实行长期的、有目的的战略经济行动。并且，美国在“欧洲战线”进行的行动同时针对着这三个对手。

　　俄罗斯：通过将俄罗斯卷入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并使得俄罗斯将资源大量投入其中，美国为俄罗斯制造了额外的经济负担，从而推迟俄罗斯在非军事工业方面取得的可能的技术突破，放缓俄在这些领域提升世界地位的脚步。通过直接颁布对俄制裁法案加之欧盟的反俄制裁议程，美国为俄罗斯向欧洲供应能源制造障碍，旨在将其更昂贵的液化天然气供应给欧洲，使得欧洲无法购买比美国天然气更便宜的(按欧洲的截止价格)、且更为环保清洁的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如此一来，美国液化天然气打开了有利可图的欧洲市场。

美国液态天然气载运船，图自美国能源部网站

　　欧洲：欧盟内部能源市场基于交易所参与者(即虚拟交易平台上的能源交易商和转售商)对价格的预期，限制俄罗斯对欧盟的能源供应使能源价格上涨，因为预期欧盟将面临外部能源供应短缺(从价格角度考虑，没有也不会有更好的俄罗斯能源的替代品)。这正在急剧降低欧洲有能源需求的产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盈利能力(它们甚至到了快要停产的地步)，而在那些老牌欧洲国家，这些产业的制造品大多数都是要出口向全世界的(同时它们也在与美国的产品竞争市场)。这意味着这些欧洲制造商要么退出世界市场(如果它们关停并宣告破产)，要么由于能源部分的成本急剧飙升而失去竞争力。

　　这还只是其中一层面，另一层面，欧洲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开始从欧洲转移到商业条件和经营环境相似，但能源价格相对较低的地方。这对美国来说，更是惊喜。在欧洲企业关闭本地工厂，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后，服务于生产制造的熟练劳动力也同时流向美国。以上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对美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为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结果就是，欧盟在全球经济中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被淘汰。生意面前没有感情可言。

　　中国：欧洲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而由于欧盟有意拒绝更便宜的俄罗斯能源而转向更昂贵的替代品(主要是美国液化天然气)，欧洲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将会减少，作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中国可能会面临增速放缓的问题。

　　在这场竞争中，对美国最友好的欧洲竟成了脆弱的一方，成为了历代美国总统口中“美国优先”策略中的牺牲品。

美国：让欧洲远离俄罗斯

　　美国为了实现再一次崛起(并阻止自己的衰落)，需要在本国之外进行新的“世界大战”，同时制造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隔阂，以防止它们资源集中。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正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1997年的著作《大棋盘》中所谋划(或者说设定)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例如，私人情报机构斯特拉特弗公司(通常也被称为“影子中情局”)的创始人乔治·弗里德曼明确表达了关于美国需要拆散欧洲与俄罗斯的论点。在2015年2月4日进行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他表示(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说法)：“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海间联邦，这一概念由毕苏斯基提出，意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领土上建立起联盟。美国的首要目标就是阻止德国的资本和技术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联结成无与伦比的组合……为此美国努力了一个世纪……要想击败这样一个组合，美国的王牌就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划一条分界线……而俄罗斯和德国若共同行动，则会成为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唯一力量。”

　　背景信息：毕苏斯基的海间联邦理念后来促成了三海倡议。该倡议于2014年由美国发起，并于2016年正式形成国际倡议。最开始仅有两个国家(波兰和克罗地亚)加入，而后12个东欧国家也参与其中。该倡议计划形成欧盟东部的垂直基础设施走廊，特别是要形成一条垂直贯通南北的天然气输送走廊，连接北部(波罗的海)和南部(爱琴海、马尔马拉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从北边和南边向东欧国家输送充满“自由分子”的美国液化天然气，以取代充满肮脏“独裁分子”的“不民主”的俄罗斯管道天然气。

　　俄罗斯通过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地下储气设施将天然气西送，而美国在这条东西向天然气过境通道中切入一条南北纵向天然气走廊，美国液化天然气经过气化后将有机会通过原本为俄罗斯供气而建造的现有的天然气传输系统进一步将天然气西送，深入欧盟。以上计划可以通过利用欧盟(第三能源方案)立法中的“强制性第三方接入”和“不使用就废弃”条款实现。

2018年9月，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在布加勒斯特三海倡议论坛上发表讲话，图自美联社

　　实际上这些计划已经付诸实践了。8月26日，与斯洛伐克输气系统相连的波兰—斯洛伐克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已经完成，成为了在维凯·卡普沙尼调度点附近乌克兰过境走廊的延续。美国液态天然气必须要进入乌克兰西部地下储气设施(自2017年以来一直以保税仓库的形式运营)，一方面是为了消除液态天然气供应的不连续性，另一方面这将有机会影响鲍姆加藤(中欧天然气枢纽)交易大厅的价格形势，该交易大厅是中欧和东欧的重要定价中心，也是沿乌克兰天然气走廊流动的俄罗斯天然气的配送中心(部分天然气离开鲍姆加滕向南，经过奥地利，到达意大利，部分往西，经过捷克共和国，到达德国和法国)。

限价

　　在美国试图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的战略行动过程中，所有那些在后雅尔塔的世界体系和格局中建立起来的游戏规则都在被逐渐抛弃。全球化持续深入，直到新的强者进入世界舞台，开始排挤或是给美国的进一步经济扩张制造困难。

　　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对俄罗斯能源进行限价，我在其中看到了更深的内涵——这不仅是关于“限价”的可接受程度，不单是关于能否确保俄罗斯能源资源的生产、供应或盈利，而是事实上回到了成本加成的定价体系(译者注：成本加成定价法是按产品单位成本加上一定比例的利润制定产品价格的方法)。

　　美国意在施行限价(而且正是美国发起了这场讨论)，随后是欧盟和七国集团，其目的是背离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并摧毁建立在这些准则之上的后雅尔塔世界秩序。在我看来，(对石油、天然气或任何其他的自然资源)限价的提议意味着，放弃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

　　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限价提议的主要发起人是现任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她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她曾在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斯商学院任教。从2010年到2018年，她担任了四年的美联储备第一副行长，然后又担任了四年的美联储主席。同时，她还是英国科学院的荣誉院士。也就是说，她不仅经过良好的经济学教育和学术实践，而且还有着丰富的经济活动的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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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1日，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珍妮特·耶伦进行货币政策报告，图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网站

　　4月21日，她在华盛顿的七国集团经济领导人晚宴上首次提出了限价的建议。我不能说她提出这个建议是出于无知或愚蠢：她的履历太漂亮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她在专业领域的声誉显赫，她不应该(也不可能)不知道她的提议会带来的经济后果。

　　因此，我的结论是：这个提议是有目的的。我认为这项建议背后的内涵丰富，绝不仅仅是试图找出俄罗斯对欧洲或其他市场的石油/天然气的“截止价格”(生产和交付成本)，以便在该水平上施加价格上限。

　　引入价格上限的决定(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还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但决定本身就已足够重要)对我来说意味着背离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国家应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不可剥夺的(永久)主权，这一原则在联合国大会1962年12月16日的第1803号决议中被强调，该决议后来也被许多其他国际性的文件引用。

三级定价机制

　　讲一点关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定价理论的题外话。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有三个定价标准(见图表2)。前两个基于实物能源市场的期货合约，这两个同时也是投资价格。较低的投资价格能够保证自负盈亏，它能够涵盖卖方的所有开采和运输成本(基本投资费用、运营成本、债务融资成本)，加上考虑所有风险后可接受回报率。以这个价格可以获得所谓的李嘉图租金(译者注：李嘉图租金是指生产要素因完全缺乏供给弹性而取得的“超出正常水平”的部分报酬。李嘉图租金的适用范围从土地扩大到“具有稀缺性的产品”)，也就是不同自然条件中的生产地成本之间的差异。

图表2： “截止价格”的变化范围(生产者和消费者均可接受的价格)，本文作者制图

　　较高的投资价格则与能源替代品的价值挂钩。这也就是为什么天然气合同条款中会有所谓的石油/石油产品指数化，这意味着天然气价格与能源替代品——石油(在亚洲)和石油产品(在欧洲)挂钩。这是荷兰人在1962年想出来的主意(即所谓的用于长期天然气出口合同的格罗宁根原则)，在此之前，国际石油卡特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马歇尔计划为基础在西欧的战后重建时期应用了这一原则。当时他们积极推动欧洲的机械化，并在西欧的电力部门用燃油(主要是来自石油卡特尔生产的中东石油)替代西德的煤炭。

　　因此，按照能源替代品的价格定价，不仅能获得所谓李嘉图租金，而且还可以获得了霍特林租金(译者注：霍特林租金也被成为最大租金或稀缺性租金，是在掏空存量资源的同时可以获得的最大租金)。

　　第三种价格是交易价格，指的是可交割和不可交割合约的一次性和/或期货成交价。它建立在转售商——交易员或投机者对交易所价格变动的预期上，因为他们不愿承担投资风险。由于建立在非投资性玩家的预期之上，这一价格可能走高也可能走低。其中，价格可以提高到高于李嘉图租金和霍特林租金的水平。也就是说，这一价格不仅可以为卖方(不承担投资风险的商人和投机者)，也可以为生产商(承担投资风险)产生额外的价格租金。

　　196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803号决议，当时石油市场只有两个投资价格，现货交易还没有发达的市场，在这之后差不多过了十年现货交易才得到积极发展，又再过了二十年能源交易所才成熟地建立起来。因此，如果我们以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规定为原则，最高价格(当时是投资价格，现在如果它超过最高投资价格，则以最高交易价格为准)与成本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自然资源收益，是属于东道国人民，即属于能源资源拥有国的。

　　因此，千万不要被一叶障目，在七国集团提案的背后是美国带有目的性的提议，即让第三国，一个自身没有足够自然资源的消费国获得任意处置能源主权国家自然资源收益的权利。今天他们的目标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拥有巨大的不可再生能源的自然储备，这是当下和未来的全球能源工业的物质基础。明天，他们的目标可能会是中国，因为中国拥有且控制着同样重要的自然资源，如绿色金属和稀土，这是未来全球能源发展的重要成分。

　　这就是美国的长期特殊行动：通过牺牲俄罗斯、欧盟和中国来维持其在世界经济中不断缩小的利基。

　　【本文原刊于10月10日“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