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国企改革 促进国民经济转型升级

　　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促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国有企业需要加快改革调整，引领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企业改革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

　　一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加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加紧落实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稳定外部市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大国优势，发挥世界各国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实现多赢。

　　二要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切实扩大内需。要充分发挥我国有近14亿人口全球最大的国内统一市场、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城镇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仍有20个百分点的空间优势，大幅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三要继续坚持减税降费，切实减轻各类企业负担。有必要在2019年减税降费超过2万亿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同时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企业直接融资，进一步减轻我国社会整体负担，进一步刺激投资、消费，稳定进出口。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要通过有效财政和金融政策稳定企业和金融机构预期，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四要加大关注产业链安全力度。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我国形成了内外部市场大中小企业、国有企业与外资、民营企业相互配套、相互竞争的局面。在当前形势下，要高度关注产业链安全。

　　五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精兵简政，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全面激发地方和企业进行改革探索实践的动力，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负责人改革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推动制度创新。

　　六要做好产能与物资储备工作。在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科学厘清过剩产能与产能储备界限，对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资源实施必要的产品和产能储备。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一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的要求，促进国有资本向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向代表世界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高端的战略竞争领域、向民生领域集中，加快全国国资一盘棋进行资源重组整合，加快中央企业与中央企业、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重组和资源整合，加快国有资本从不具备竞争优势的过度竞争领域有序退出，提高国有资本整体配置效率。同时需要警惕企业片面追求企业规模的非理性并购，同时由于资源整合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低效无效资产增多、效益下降的问题。

　　二要加强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建立健全企业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中攻关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前沿技术，抢占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制高点。同时，要加强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科技合作交流，充分汲取世界一切先进科技、技术和管理经验，做好先进技术的吸收、引进和再创新。在实现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同时，国有企业还要通过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经营机制，实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创新的有机融合，打造发展新动力、培育竞争新优势，持续引领行业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

　　三要努力提高资本效率。要加快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效率长期偏低的问题，以国际先进企业为对标，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前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约为65%，我国企业仅为美国的43%左右，我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有企业需要力保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达到2.5%-3%，才能接近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四要培育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要通过不断聚焦打造主业的核心竞争力引领国内产业的转型发展，努力避免出现企业内产业过多、业务趋同而导致的同一出资人管理下企业的同质化问题。处理好“做大”与“做强”的关系，改变产业涉足过多过滥，产业链和管理链过长，内部“大而全”的局面。要学习国际跨国公司聚焦自身核心产品、核心技术的提升能力，学习他们高效的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和品牌建设与培育能力，不断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实现由“做大”向“做强”“做优”的转变。

　　五要全面加强风险管理。企业资产规模越大，业务单元越多，管理链条越长，越需要加强全面风险管理。越大型企业越要把风险管理融入每个重要的业务领域和关键环节，通过强化经营过程的监管以强化资本管控，加强合规体系建设，实现企业稳健经营，保障国有资本运营安全。此外，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倍重视企业价值链管理和资金管理，加大重大并购的经济可行性分析，加强资源整合能力建设，避免出现重大系统性经营风险。

　　(作者就职于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仅代表个人观点)